作者:童大焕

中国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舆论强烈关注。最近上海正在酝酿并可能即将出台的户籍新政(包括“居住证转办户籍”和“由计划指标管理向条件准入管理”等动议)被舆论寄予厚望，期待它撬动中国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坚冰，让北京、广州“坐不住”，从而引发全国范围的连锁效应。

大城市户籍改革多年来止步不前的根本症结，是因为一些常识被歪曲，一些简单基本的事实被忽视，而对户籍改革抱有的刻板成见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被一些专家学者和执政官员不断重复和放大，他们认为，中国各地、各城市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差异显著，而人口的流动却是从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流动，一旦发达城市全面放开户口，其城市的承载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事实上，像失业、养老、医疗等具体到个人的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并非各城市政府向居民免费提供，甚至完全可以说，不是城市政府在为居民做贡献，而是居民通过缴纳这方面的相应费用在为城市政府和城市做贡献。至于交通物流、金融信用、信息、政府行政服务、用水用电等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样依赖包括大量“外来人口”在内的公民的劳动剩余价值和税收支撑，而且，这些敞开式平等供应的公共服务，完全不可能通过户籍来甄别和分类提供。

我们以为通过户籍壁垒可以使“外来人口”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然而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清晰地暴露了这种刻板成见不符合基本的事实和社会发展规律。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潮面前，各地政府一再呼吁并希望失业农民工“回乡创业”，然而事实却如《南方日报》和《南方农村报》所报道的那样，已习惯城市生活而不会种地的第二代农民工多半不愿返乡——消息来源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抽样调查。别说是回乡自主创业，就是家乡有现成的工作等着他们，广东第三代农民工宁可在珠三角失业，也不愿回乡工作，导致内地企业招不到人。即使工资相同，不少农民工认为珠三角比家乡更精彩，出去发展更有意义。不管有没有户口、有没有工作，农民工的第二、第三代已经开始把根留在城市。

如果说一纸户口上面还附着什么特殊利益的话，惟一的恐怕就是孩子们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高考升学权利。但是用不了几年，这份特权也会很快灰飞烟灭。2月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从山东省教育厅获得的信息称，到2013年，山东省大学适龄人口，即18岁至22岁之间人口的数量，将比2008年下降一半左右。山东省高等教育过去几年实现了大规模扩张，将来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源支撑，这些高校将难以维持生存。全国的情况大同小异。到时，各高校也许将不会再像今天一样设置户籍壁垒，而是要千方百计求着那些有户口没户口的孩子上他们的大学。

但是，户籍壁垒无疑已经并且仍将对孩子们的义务教育造成严重影响:家长们对没有户籍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以及城市政府对非户籍儿童的区别对待，迫使数千万儿童成为留在家乡接受相对低水平教育且缺乏亲情呵护甚至过早辍学的“留守儿童”，而他们最终将流入城市。城市今天的以邻为壑，可能会变成明天阻碍自身发展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