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石川

随着返京高峰的到来，1月30日，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客流都逼近最高峰值，北京西站已增开38对临客。预计今日将有30万人乘坐火车抵达京城，铁路部门表示，这一高峰态势将一直延续到元宵节前后。(1月31日《京华时报》)

随着假期的结束，再过几天，我也将踏上返京的列车。如果说春节前，乡愁就是一张返乡的车票，那么此刻，这一张车票蘸满的却是离愁。然而，我知道我没资格矫情，比起农民工——那些没有机会回家的农民工，或在大年初二、初三就提前来到城市的农民工，我的哀伤既显得多余又显得轻佻，起码我返回城市，还有薄工可做，而他们中的一些，面临的则是未知。

一则消息验证了我的判断。据报道，来自陕西蓝田县的项鹏高感到活难找。他说，今年春节没回家，初二就出来找活，到昨日还是一无所获。“一直闲着，越等越心急。”项鹏高说，虽然心急，但还要等下去。在西安的一些街头，记者发现不少经常等活的路口出现了一些赶早的农民工，“今年找活儿有点难”成了大多数人的感受。

“今年找活儿有点难”，不是一两个人的心理体验，它是一个群体的切肤之痛。然而，再难也得出去，即便像等待戈多一样虚无，但不等待更不塌实，更有焦虑感和虚无感。比如我的堂哥，他长期在浙江温州打工，两个孩子在当地读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青黄不接，这次受金融危机影响，他失业了，于是索性托人把孩子转到老家县城的小学就读，为转学花了8千元，接下来要租房，妻子要陪读，养家的负担全部由他来扛。闲聊时，我问他出去能不能找到活干，堂哥说一点把握都没有，但还是得出去，不然没有更好的办法。

宁愿出去漂着，也不愿意长久待在家里，为的是生计；有的农民工干脆放弃团聚之乐，留在城市里过年，不是城市有多温暖，而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暂别手中的工作，等到节后返回时工作未必还在了。无论是匆忙别离的农民工还是滞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他们难道不愿意多陪妻儿几天吗？他们不愿意儿女绕膝，一享天伦之乐吗？他们没有乡愁没有思亲之苦吗？不是他们拙于表达，而是现实的无奈将他们的炽烈情感压抑了。

日前，一则新华社的消息称，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东部沿海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进城务工者”变成“失业农民工”。调研显示，返乡农民工已占整个外出农民工总量的10%，人数超过1000万。从“务工”到“失业”，中国农民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挑战背后，寄寓了农民工多少焦虑、焦灼和焦躁？

如何让每一个农民工多一些平和和沉静，这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执政智慧。他乡是故乡，心安即是家，所谓“心安之处即故乡”。但想要农民工心安，首先需要为他们创设良好的制度土壤，比如最起码的是，不必为找工作绞尽脑汁、狼奔豕突。最根本的则是让他们成为新市民，不必为孩子的教育发愁，不必为生计焦虑。最后，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当中去，惟有如此才能减轻他们的乡愁。

“心安之处即故乡”，欲实现这一愿景就需要国家拿制度来落实。惟有如此，才能少一些像我堂哥一样焦虑的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