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正以一种更成熟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发展
汪晓波 桐欣
这是一个清瘦、个子不高的美国人，如果不是近距离地观察，他看起来会比60多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他的头衔很多:科学家、慈善家、投资银行家等，当然，还包括作家。
他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几年前，他写作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畅销一时，中文版发行量达100多万册。也正是因为这本替当代中国领导人所作的传记，库恩开始被中国人所认识。最近，库恩又围绕着中国问题出版了新书，以《中国30年》为书名，记录了“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
1月11日，库恩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讲述他眼中的中国问题，谈到他所拜访过的许多中国高官。
30年变化，不仅指那些高楼大厦
《第一财经日报》:你研究中国过去的30年，也看到了东方社会的急剧转型，对于你来说，感受最强烈的变化有哪些？
库恩: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迁，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变迁。
谈到变化，我们要把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状况进行对比。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政治运动，那个时候，中国处于历史的低谷，不仅经济发展停滞，国民的精神也受到了严重伤害。中国甚至一度被看作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不相关的国家。
但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还被看作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参与到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事务中，并受到了很大的尊重。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也成为一个榜样。
在讲中国的巨大变化时，我不仅指的是在北京、上海的那些高楼大厦，不仅指经济意义上的成功。虽然中国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国民精神上的变化，是非常突出的。
改善收入不平衡，要更强调提高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你觉得中国在经过30年的努力之后，目前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又如何去解决这些难题？
库恩: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社会发展不平衡，包括内陆和沿海、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以及环境保护问题、腐败问题等。
在分析中国问题时，要知道这其中有非常大的复杂性。这些问题某种意义上是改革开放自然的结果，是中国在追求经济进步过程中所产生的。所以，不能因为有了这些问题，就否定改革本身。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改革。中国最高层也意识到深入改革的必要性，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要改善中国式的民主，推进依法治国等。要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胡锦涛主席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谈到收入不平衡以及相关的利益再调整问题，恐怕都是未来要继续改革才能解决的。那么，如何深入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库恩:针对收入不平衡问题，中国政府正在出台一些政策，比如鼓励投资内陆地区和不发达地区。
要改善收入不平衡，我个人认为，要更加强调提高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
利益调整，更多体现在收入较多的集团和收入较少的集团之间。我认为，既要调整收入不平衡，同时也要激励人们继续创造财富。在这个过程中，要努力扩大中国的知识阶层。
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中国也需要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竞争，在保持活力的同时，出现一个更优化的社会生态。
一党透明更适合中国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的新书中，你记录了与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关于中国民主的对话。你觉得应如何推进中国式民主？
库恩:我个人认为，一党执政的体制，对现阶段的中国是合适的。因为，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其他国家很不一样。首先，收入差距比较大，同时，中国人口也很多。在这个体制中，要实现所谓西方式的民主比较困难。因为，其制衡机制相对缺乏。
我很欣喜地看到，胡锦涛主席提出加强“透明度”的概念。我在跟李源潮部长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他也强调了“透明度”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透明度使得党外的人士可以看到党内是如何运作的。相比于一个多党但没有透明度的体制，我相信，一党执政但透明度高的体制，更加民主。对于如何做到这点，首先要强调，各级政府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虽然宪法是如此规定的，但一些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发现，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致力于提高中国的民主程度，出台了很多创造性措施，例如公示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提高了治理透明度，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民的参与度。在西方很多国家，例如美国，对官员是任免制，有时会出现错误的任命。公示制度在政府治理方面是创造性的措施。
更成熟心态对待民族主义情绪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书中写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民众抵制法国家乐福事件。对于一些跨国资本并购中国企业，中国国内时常也有反对的声音。你如何看待这类民族主义情绪？
库恩: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可以成为动力，激励民众更努力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有负面影响。它可以提升本民族的自豪感，也可能导致贬低其他民族，造成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破坏性情绪。所以，我们要以更成熟的心态来对待。
国际间的收购与兼并，对于加速各国之间的经济融合、提高经济生产效率是很有效的。收购可能也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我认为，在中国企业还未成熟之前，不应该全部由外国公司来收购，那样，中国的民族经济就不会得到发展。但是，目前的中国企业有很多已经很成熟了，对于收购和兼并，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
中国领导人教育背景更多元，
使思维方式更多元
《第一财经日报》:你多次提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很多误解。你写这本书的愿望之一，也是想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你认为中国应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进行沟通？
库恩:一方面，要允许官员说错话。现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发展趋势，也包括政府部门致力于让更多国外记者来采访，让他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事情；另一方面让中国官员“走出去”，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展示更加开放、透明的形象。
最后我想说，尽管西方有些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扭曲的，但并不是说某些问题不存在。应该判断、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如果中国领导人能以更加成熟、自信的心态面对这些批评，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改变现状，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
《第一财经日报》:你一直在接触中国政府许多高级官员。你印象中的中国高官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有怎样的思维方式？
库恩:在书中，我不仅涉及到了最高级别的官员，也涉及到了省部级的领导人，还包括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我也把他们看作是中国领导人的构成部分。从跟他们的交流中，我可以看到他们思维方式的发展。
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中国领导人跟苏联的领导人一样，是单调同一、似乎都穿着灰色西装的官僚群体。但是，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他们有不同个性，不同的表达方式，敢于创新，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
关于中国最高领导层，我还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即中国领导层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同时经验非常丰富。一些领导人，比如习近平副主席和李克强副总理，还分别取得了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的领导人教育背景更多元化，也使得思维方式更加多元化。
中国领导人正在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发展，他们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同时又有个性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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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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