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大于内容的官员财产申报

作者:高永峰

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去年5月25日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提出公开官员财产，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阿勒泰地区55名初任副县级干部的财产申报表都放在了当地廉政网上，谁都可以查看。这55人申报并公开的财产总额为1754263.04元，人均31895.69元。(《南方都市报》1月4日)

虽然财产申报总数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但是，公众显然有点失望，不管是总数还是人均数，都跟公众的常识判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似乎少了一些，至于这“一些”是多少，也只能仁者见仁了。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西北角的这个地区经济欠发达了一些，二是官员们在申报个人财产上，出于种种考量，依然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在申报上“保存了实力”。不管如何，坊间前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第一例总算出来了，虽然给人留下了“形式大于内容”的印象。

官员的收入有多少呢？我们有幸从一些落马的贪官卷宗里找到了部分答案。去年8月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审，法院忍定的康慧军本人截至案发前的工资收入为335万，几乎是阿勒泰地区55名初任副县级干部的申报财产总数的2倍，而这也仅仅是康财富的冰山一角。排除地域经济发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官员的收入如果仅仅只有工资收入一种进项，姑且不论这笔收入是多少，已经堪称两袖清风了。但是，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工资基本不动”并非只是一句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口号，而是现实，被一些官员身体力行之。工资何以可以“基本不动”？因为灰色收入来源多的缘故，这其中靠聪明才智“勤劳致富”的成分远远小于靠权力、裙带关系而派生的财富——这种灰色财富，公众称之为“腐败”。

灰色收入是见不得人的收入，因为它触犯了党纪国法，对于已经开始自己漫漫仕途的副处级干部来说，怎么可能在组织上刚刚考察完提拔了自己的情况下，陡然冒出个灰色收入来呢？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要求55名初任副县级干部公开申报的四项收入中，第四项（其中包含了敏感的接受礼金、礼品等内容）竟然无人填写——填写就是自毁仕途，谁有这么蠢？财产申报公开之敏感已经超越了阿勒泰地区纪委的控制范围，即使纪委提出既往不咎，恐怕也保不会在承受不住舆论压力的情况下“挥泪斩马稷”。谁会这么蠢？

更何况，此次具有开创先河式的廉政之举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操作上有太多的漏洞。阿勒泰地委委员、纪检委书记吴伟平是此次财产申报规定制度的主要起草者。他在回答记者有关“纪委如何去审核真伪”的问题时，也承认审核比较粗，“还不可能去银行审查账户，不可能去有关部门去核查不动产。”如果连银行的账户都不能查，连官员以实名制存款的具体数额也搞不清楚的话，恐怕就不是审核粗细的问题了，而是形同虚设。试问靠如此笨的刀子架在官员的脖子上，哪个心里有鬼的官员会神经质到心跳加快最后老实上报呢？

有鉴于此，我们只能说阿勒泰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属于“形式大于内容”的廉政举措，尚难点到一些喜欢在个人财产收入问题上遮遮掩掩的问题官员死穴上其实。公众在乎财产申报的形式，更在乎财产申报的内容。如果申报的结果是跟公众玩反智游戏，而无实质的推动意义的话，所谓财产申报简直是一出闹剧了。或者过不了多久，看腻的公众会要求在官员财产申报之外，再搞些其他劳什子申报来做不实申报的补丁了。纪检委书记吴伟平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承诺以后“会和相关部门建立合作，完善审核程序。”

其实，原本公众就不应该寄希望于靠财产申报制度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什么问题。对于那些不想说也不敢说实话的问题官员来说，最好的财产曝光之法应该是法律的介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整体吏治风气的改变，对于家藏太多不义之财的问题官员来说，其已病入膏肓，罪不容赦，财产申报断难成为其最后一次求得法律宽恕的机会，而只会一错再错，罪上加罪。

福布斯、胡润财富排行榜落地中国后，无意中扮演了一个将喜欢藏在角落里偷偷数钱的问题富豪拉到聚光灯下的作用，结果使财富排行榜成了问题富豪的滑铁卢。我心目中理想的财产申报制度也应该是这样，以问题官员的隐瞒开始，以知情者的举报而深入，以问题官员的落马而结束。总之，不能给问题官员营造一个继续貌似两袖清风、道貌岸然欺世盗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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