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重庆的开放、创新有了“容错机制”的保障——1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的《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规定，开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可以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

允许政府“试错”，既是经济开放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必然需要，更回应了现实语境中一个重要的体制性问题:在健全的“公务员退出机制”尚未形成的前提下，倘若用制度设计的方式给予官员以“试错”权，刺激决策者成为“敢吃螃蟹”的官员，必将减少“太平官”、“庸官”，继而提升行政效能、促进地方发展。因此，需要对重庆市的“容错法”表示赞赏。

但必须意识到，“容错法”要在实践中取得正向的预期效果，有一个前提不可或缺:那就是刚性的外力监督与纠错机制。尽管“容错法”给予“容错”以两道“紧箍咒”——程序正义、不谋私利，但这种政府体制内性质的约束显然并不能完全保证“容错法”目标正义的实现，还需给公众以监督权和纠错权，才能更全面、更及时地为“试错”纠偏并预防“试错”过程中负向举动的萌生。

这样制度前提，是基于“容错法”本身存在的制度后门所提出的。不难想象，现实中的“试错”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是契合行政程序，实际却是为追求政绩的“瞎折腾”，二是不谋私利，然而借“试错”谋求部门利益。引入公众监督，赋予公众对政府“试错”行为的全程监督权、意见表达权与责任追究权，能够到位地堵住“容错法”自身的制度漏洞。

给予“试错”以外力监督与纠错机制，也是责任政府的应然之举。改革开放需要容错机制，也需要纠错机制，这样才能在决策错误发生后及时进行修正，使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在推行“容错法”的同时引入公众监督，实际上就是“纠错”机制的一部分。让公众拥有对政府“试错”的评价权，并保证其意见渠道的通畅，可以让政府以此为参照体系，修改或完善行政决策，使“试错”行为实现效益最大化。

先赋公众“疑错权”，再予政府“容错法”——要实现“容错法”制度设计的目的，就必须将对“试错”行为的监督权、考评权、反馈权以及纠偏权，部分让渡给公众。使公众、审计部门和新闻单位在权力保证的前提下，能对政府“试错”行为进行合理质疑、全程监督、及时考评、多渠道反馈并迅速纠偏，为“容错法”的探索精神切实护航。

重庆出台“容错法”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彰显着开放的勇气和决心。在此基础上，如能引入公众的力量，让“容错法”的实施更完善与成熟，则更让人欣喜。

（湖南 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