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大焕

搜狐网有一个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人高端访谈，最新一期是《财经时报》总编辑邵颖波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温铁军教授认为，农村问题我们可以参照日韩模式，如果按照日韩模式来重整农村的经济基础，我们有可能使农村相对稳定，国家的发展逐渐向好。

而所谓日、韩以及中国的台湾模式，本质是高度反哺。“一方面，日韩农民的收入60%以上来源于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可以以合作社形式进入金融、保险、加工、购销、超市、餐饮、旅游、饭店。日本严禁外部主体进入农业，这样才保护了日本的农业。我们现在鼓励外部有实力的人进入农业，捞一把再走。”

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偏保守一派或者理想主义者经常会把政府假想成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他们迷信和崇拜政府的投入，潜意识和逻辑中认为政府是一只源源不断的“下蛋母鸡”，要什么有什么。因此，只要政府担当起责任，比如反哺、优惠等等，一切就OK，万事无忧。偏激进一派则更注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前者自然倾向于政府权力和税收的扩张，后者更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的责权利对等。我更看重个人权利、自由方面的保障，个人的解放带来个人的创造自由与财富增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前，中国城镇居民住的都是今天所谓的“廉租房”，租金低廉，但由于完全排斥了市场要素，住房建设成为国有单位的沉重负担，并导致严重短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城市人均住房仅3平方米多，上海的一些名作家，也只能把自己的住房称为“斗室”，想要一间书房都是奢望。市场化道路仅仅10年过去，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将近30平方米，10年成就超过过去50年！虽然高房价成为众矢之的，但在高房价、舒适宽敞与低房价、极度短缺之间做选择，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市场化之前。

同样的道理放在中国的第一难题——农业和农民身上，中国农民将要致富(与城市居民收入平起平坐)，惟一制度依靠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迁徙和流动自由等。

不妨算一笔账：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90%来自打工收入)，城市居民则为13786元。如果按照日韩模式，7.26亿农民，人均4140元收入，60%来自政府，政府每年的农业补贴将是1.8万亿元；如果农民的收入达到城市居民2007年(13786元)的水准，则60%的优惠和补贴(优惠是优惠不出这么多的，只能靠补贴。农业产出人均只有四五百元，怎么可能“优惠”出几千元。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总额将达到6万亿元！而2007年我国税收总额不过5.1万亿元。不论从财力和体制机制上，都完全没有这个可能。这一点可以从“新农村建设”上得到佐证，虽然政府要加大农村投入，但至今没有专门、具体的资金和措施安排。(《新京报》12月20日)

就“三农”说“三农”是没有出路的。诚如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教授所言，解决“三农”问题要靠“新城市建设”，要消除歧视，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纵观全球，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会超过10%。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农村人口已不足6%，韩国也大致如此。这是一个规律，中国大陆也不能例外。如果我们始终要保持7亿农民的话，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就是确定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土地归农并不必然导致土地迅速集中和被变卖，土地交易的前提是地租和地价足够高，在此前提下，主动变卖土地的农民必须在城市先稳住脚跟。否则，如果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一亩地只能卖个两三万元甚至还无人接手，农民哪怕抛荒，也不会主动卖地。现在的情形，恰恰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使乡村干部可以随便盗卖、贱卖土地，导致出现大量“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