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

上访者与精神病之间，什么时候可以画等号？似乎不少时候都可以。山东新泰市(山东泰安市下属的县级市)的这一幕，只不过是上访者苦难图景的一个极普通的网页快照。据《新京报》12月8日报道，今年10月，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之时，被新泰市泉沟镇信访办的人从泰安汽车站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被放出。

孙法武的遭遇绝不是个案。可到底有几人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呢？一位医生对孙法武说：“……我管你有没有病，你们镇政府送来的，我就按精神病来治。”这句平淡无奇的话犹如狮子吼，震碎了围困上访现象的虚弱黑幕，呈现出任何一个正常的国人都可以推论来的真相。

蓦然回首，我们会发觉，至少在2008年，“精神病”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不止是上访者，不久前公布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也给患上网瘾者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不妨说，精神病不再仅仅是一种隶属医学领域的心理疾病，而在与社会诸权力的激烈交错和碰撞当中，升级为一种涵义更为深远的“社会病”。套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话，它“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文明”本为中性词，只是听起来颇有些反讽的味道，因为我们这里当下的精神病现象之生成，却来自反文明的方式。

以上访为例，不管上访者所追逐的目标包含了几多正义的成分，哪怕不包含一丝正义，上访这种手段既然为国家法律和政策所允许，上访之举就拥有充分的合法性。个别地方的公权力却悍然不顾这种合法性的存在，将上访者判定为精神病，判定他们的行动溢出了正常的法治秩序。如果说上访者所打破的是某些地方权力的垄断，以追求中央权力对正义的重新裁定和救济，那么个别地方的公权力所打破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权威，可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来自法律之赋予，换句话说，它们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在一个文明社会，很容易判断相冲突的双方谁得了精神病，或者是受虐狂。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这种判别的语境和能力。精神病因此不再是“文明产物”，而是恶的胆结石。

个别地方的公权力为什么热衷于将其“敌人”定义为精神病呢？隐喻有二。第一，公权力常常自视为健康的象征，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某些治国者与医生堪为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治国如行医，治理术之一就是“制造病人”，良民仅仅咳嗽感冒，乱民则必须患上精神病，或者是恶性肿瘤。而重病方能下重手，这里就为专权伏下了铺垫。第二，公权力是理性的象征，如果说古代的权力更多依赖于美德，现代的一些权力则极度重视理性的包装，政府必然是民众理性选择的结果。社会理性的对面，即是疯狂，置放孙法武的精神病院如同福柯笔下的中世纪的疯人院，精神病人首先受制于一种理性生产的“冷静的知识”，其次受制于知识背后潜藏的政治权力——在山东新泰该事件中，这种次序不幸颠倒了过来。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精神病，不是先依据理性，而是先依据权力的好恶。这对无权者而言无疑更为致命。

此外，在孙法武事件之中，公权力对理性的垄断，还有一点更形象的表现，即对医疗鉴定权的占有。正如那位医生所言，孙法武等上访者是不是精神病，鉴定权不是归我们，而是归政府。我们说治国如行医，只是一个譬喻，假如公权力真拿起了手术刀，干起了医生的活，后果则不堪设想：知识支配权力会陷入教条，权力支配知识则会陷入僭妄和专断。换作福柯的术语，叫知识的异化与权力的异化。

如上所论，在这双重隐喻的高压之下，孙法武等人除了被送往精神病院，还有什么好去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等待孙法武的是精神病院而非阴森的监狱，正可见权力自命为健康与理想之代表的正面意义；他被关押了二十多天即恢复自由，正可见公权力虽然僭越了理性，却尚未走火入魔。所以，当务之急，一面在于唤醒公众在更深刻、更广泛的层次之上认识“精神病人”，祛除对他们的歧视；另一面则应尽力将公权力拉回理性的轨道，像教鱼游泳一样使其明白，把精神病误诊为正常人，只是失职，把正常人打压为精神病，却是迫害。对无权者的迫害，乃是公权力所有恶行当中最深重的一种。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