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印斌

“即将过去的10月，对于教师职业而言夹杂着一丝悲凉”——媒体用这样充满关切的口吻开始了叙述。发生在山西和浙江的两起“弑师案”引发社会对于这一职业乃至教育本身的深刻反思，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负责人表示，政府、社会和教育工作者应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保护教师安全。教师正当使用的惩戒并非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迁就学生一切行为。然而话音未落，中国政法大学又发生了一起男生在教室用菜刀砍死教授的事件。(《京华时报》10月29日)

原本应怡怡如也的师生关系，何以会形成如此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可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尊师重教传统的君子之邦啊，师生相随，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是一份精神交流的愉悦。师与生的关系，除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礼崩乐坏”，似乎很少像现在这样紧张，紧张到了学生竟然明火执仗地“弑师”，紧张到了竟然需要教育部表态正当惩戒学生不属体罚。此种乱象或许正反映了几十年以来我们在教育思想上的混乱情形。

首先，个体意识的强化对以往的教育形态形成挑战。时代变迁的表征之一就是个体意识的越来越突显。表现在学校里边，自然就是学生越来越不好管、不服管。教师依然采用以前的法子，便会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弹，不是管出来一堆麻烦，就是放任自流不敢再管。面对此种情形，教育思想显然没有充分准备，进退失据，动辄得咎，没有研究如何在尊重学生个体的情况下，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

现在的很多“教改”都是针对学习内容的，其实应该叫“课改”，其中被忽略的那部分才是教育的根本内容——“人的教育”。教材重要不重要？校舍重要不重要？达标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所有这些“重要”最终都是要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这些年来，教育主管部门热衷于各种物化的评比，自满于硬件设施的达标，恰恰忽视了对人的关怀，不能不说是很可惜的事情。即便有一些思想品德课程，往往又涂抹上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一种高蹈的道德取代了基本的“人的教育”。

其次，教师对学生的正当惩戒缺乏社会的支持。其实，此番教育部的表态不过是重复了一个惯常的道理而已，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决定。其受到关注，不过是因为这个问题平时很少得到关注而已。教师对学生固然是爱的奉献，但有时候，为了这爱能够尽可能地播撒，不免需要辅以一些小小的惩戒，惩戒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有惩戒，并不意味着没有平等；有惩戒，也不意味着不尊重学生。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总是淮橘成枳，总是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

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师》中这样描写自己的老师:“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他的蔡老师，也由此成为我们几代人的蔡老师。

还有王蒙的《华老师，你在哪里》，也写到了华霞菱老师对学生的正常惩戒:“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尤其对一些‘坏学生’特别严厉，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怕她。但她教课、改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得哭了个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

是啊，连小孩子都会判断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号称宽容的社会却往往缺乏支持。山西、浙江乃至北京的几起“弑师案”，甚至包括媒体曾报道过的一些恶劣教师殴打学生事件，尽管都属于极端事件，未必能够全面反映当下的师生状况，但极端事件背后，应该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有值得相关各方反思的东西。自由、平等、尊重也是需要通过学习才能够领会的。学生时期的放纵到了社会上，可能就是放大了的暴戾；而社会上的暴戾再反馈到学校里边，师生相对如寇仇便是很难排解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