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 之徐贲专栏

在网上读到，北京满学会会长、百家讲坛主讲之一阎崇年，10月5日在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遭一男子掌掴，不仅挨耳光还被辱骂为“汉奸”，而目睹此景的一名男子则大骂其“活该！”网上对此事件的看法非常对立:一派认为“打得好”；另一派认为，用暴力来对付言论，是社会文明失序的危险信号。

打阎崇年的人使用了肢体暴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但阎崇年是否只是暴力受害者呢？其实并非如此。从顺治二年清军南下开始，清人即对汉人进行野蛮的民族征服，杀戮无度，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肆烧杀劫掠之后，为了消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的政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高竿之上示众。今天，阎崇年却轻轻松松地说，“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阎崇年是一个对历史暴力麻木不仁的历史学家，而漠视暴力正是对暴力受害者的二度暴力。

阎崇年为历史上的暴力开脱，不把汉人的性命和苦难当一回事。但是，说他是汉奸、不爱国，却是冤枉他了。阎崇年用“文化”来洗刷历史的暴力血痕，出于一种他以为是政治正确的爱国观。这种爱国观这几年借“学术”之名，似乎形成了一种“历史修正”的时尚。为了帮助营造一种民族大团结的爱国主义，有的历史学家不但讳言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民族仇恨，而且还把它当作不和谐记忆，刻意加以消除。

在阎崇年事件中，打人的和挨打的看起来都是爱国的，但究竟什么是爱国呢？爱国的实质是认同。在爱国的问题上，认同的对象具有多样性和具体性，并不是要么认同，要么不认同，而是有程度的差别。有研究者曾标示出人们对国家政治象征的不同检测指数，如“热烈”和“冷淡”。不同的国家象征包括当今政府、宪法、民族国家、国旗。即便是同一个人，对不同国家象征的认同程度也会不同。例如，认同宪法要比认同政府热烈，即公民的宪法爱国主义。

这一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国家文化、历史象征。我们可以区分出许多不同这类象征来，如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风俗、服饰、礼节、历史人物或事件（岳飞抗金、史可法守扬州）等等。不难想象，不同的人认同国家文化象征的选择和程度都会有所不同。清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其倚重那根辫子，辫子是对清皇室绝对服从的政治符号，这种服从是以砍头来强制命令的。以砍头来强制服从，那是暴力统治，不是文化。任何爱国认同都不需要认同那根辫子。扬州史可法墓前有一副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打阎崇年者也许认同史可法为之捐躯就义的那个“国”，而阎崇年就不那么认同。可见爱国认同离不开具体的认同对象。

爱国主义是一种群体认同，对于群体认同来说，还有比文化符号认同资源更深一层的公共生活因素，那就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凝聚力和亲和力，这包括社会中应当普遍存在的信任、宽容、同情、荣誉感，也包括应有的共同真实历史记忆。公共生活是否具有亲和力，体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公共行为和言论之中，也体现在他们相互对待和相处的方式之中。在公共生活中使用暴力，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是在破坏真正爱国主义的公共生活秩序。

用暴力来表现“爱国”，有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时尚。它的“道德审判”甚至可能成为个人迫害欲的发泄工具。暴力正义和暴力爱国可以兼有崇高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它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一些人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使他们在认同和崇拜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狂热和不宽容。这是我们在提倡爱国主义时必须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