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中倒塌的房屋(资料图片)

还没有人这样写过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本色地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100个最大的自然灾害。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气温经历了1840～1919冷、1920～1949暖、1949～1979冷、1980年之后暖的两度冷暖变化)，这一切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

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在人类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20世纪，人类活动正日益成为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纬度地带的气候暖干化、滨海三角洲及平原的沉降与海面上升，森林过伐与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对地表过程的不良影响，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及水污染等，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在20世纪中国区域显得特别严重。

20世纪，中国的人口从4亿激增至12亿以上。同步增长的，是旱灾、水灾、海岸侵蚀、风暴潮、盐水入侵、土壤侵蚀、风沙活动与沙漠化、土地退化、冻土融化、冰川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在这本书中，20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庚子之变”，与政治、宗教、外交的纷争，与义和团、八国联军并存的是“1900年华北大旱”。清王朝行将崩溃前的历史，被生动记录的不是“立宪”的难产、“革命”的胎动，而是震惊了世界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

在本书中展示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画卷，突现的是“1939年天津大水”、“1942年河南大旱”、“1943年广东大旱”。而“文化大革命”10年，在这里留下了“1969年渤海湾冰封”、“1969年汕头台风”、“1972年华北大旱”、“1975年驻马店大水”、“1976年唐山地震”(及1966～1976年10年强震活跃期)……等一个又一个自然与“人祸”叠加的灾难。这里表达了一种观念: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一代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内涵。

这部“灾难史”是一个尝试；它试图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一块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更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个有着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岛屿的广袤的自然区域。在地球——太阳系的51亿年历史面前，人类的全部演化史仅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地球——宇宙巨不可测的能量与质量面前，人类轻若纤埃。人类是在自然界变化的框架之内，一幕幕上演着他们的争斗。

地球巨大的变动，至深且巨地制约着影响着人类的种种悲喜剧。自然变化的历史，和它所影响下的人类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融合一体，构成了真正的“大历史”。无疑，这比我们人类以往能够解读的历史更为真实。在这里，对自然界冲突变故的描述明了直接；人类在自然灾害中的遭遇，不再是政治史的脚注——有时被当做“政治法庭”随意传讯的“证人”，以证明某优某劣；有时又蓄意杜撰出、夸张出它的存在，以推卸逃避人类自己对同类犯下的罪孽。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决定把从199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年，第44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本书是一批中国科学家、作家、记者对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为了远离灾难，他们走近灾难，留下了20世纪中国人与地球相守相伴又相煎相残的百年长卷。他们将它传递给生存在第21个世纪的人类。21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更自然而不是更“异化”，更温和宽容而不是更会自相残杀，对自己的母亲地球，将有更多的孝子之心而不是更会索取和摧残。

但，大自然有着远比人类更宏阔的生命节律；21世纪绝不可能是无灾的世纪。 是的，“减灾”。不是如20世纪中国人高喊“人定胜天”时幻想的“灭灾”，也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虚弱无力的“救灾”。新世纪的人类，是否将在20世纪百年膨胀后转向静敛，把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投入自身与自然界的融合，在珍惜自然的同时珍惜自身，像爱护自身一样爱护自然? 本书是20世纪中国为21世纪世界留下的历史备忘录。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在这里共同祝福地球与人类的明天。

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

2003年9月21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先向在座的朋友说一声谢谢，特别要向现在还站在门外大厅的朋友说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SARS，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3月5日来到香港，整个SARS的高潮中间，我一直是在香港大学。如果有人问我，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让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能记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在播送新闻时，常常出现一段过渡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We Shall Over come”，我想你们一定记得，而且一定会唱这首美国歌。“我们要征服”，征服SARS，这是我第一个强烈印象。

我的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给为了抢救病人而献身的谢婉雯医生送行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园唱起一首歌。我当时误以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后来越听觉得越耳熟，终于听出来，它是中国的古典名曲《阳关三叠》。在香港，我听见“We Shall Over come”，也听到《阳关三叠》。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个印象，还是一首歌。大家知道SARS期间我们每天都要用消毒剂洗很多次手。有一个同学跟我讲:钱老师，你知道吗？洗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什么歌呢？唱“Happy Bir t hday t o You”。她说: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完，手就已经彻底消毒了。噢，原来香港的同学用这首《生日快乐》，让消毒的过程尽善尽美，在面临生死的严峻时刻，香港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想谈谈我个人和《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很多人问我，当时唐山有很多人在现场，有作家，也有记者，为什么写唐山大地震的使命会落到你的身上？确实，我有特别的机会。

唐山地震发生不久，我就去参加救灾。我去时，口袋里面装满了纸条。很多很多的人，听说我要去，把想要寻找的人写在纸条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绝的。口袋的纸条中包括我妈妈写的。我家在杭州，妈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去找你的蒋叔叔。蒋叔叔是我妈妈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来、关起来。蒋叔叔在杭州很倒霉，被斗争，日子很苦，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个决定，说，唉呀，杭州这个地方真不是个好过的地方，我们走吧，回唐山去。没想到逃避了杭州的斗争，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们是死是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比我小，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