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柠,东亚问题学者

据日外务省发言人透露，胡锦涛主席从5月6日起对日本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此系十年来中国国家元首对东邻的首访。访日期间，胡主席不仅将与福田康夫首相举行首脑会谈，还应邀与日本天皇夫妇共进晚宴，在福田的母校早稻田大学演讲，探访孙中山生前的遗迹，兴许还会与日本乒乓国手福原爱切磋球艺。如此紧密的日程安排，象征着两国关系从一味强调“友好”，开始朝更加具体、务实的方向转型。尤其是后两项安排，别具匠心，意味深长。

孙中山这个名字，在百年中日关系史上，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亲日”、“反日”的标签性内涵，成为两国，乃至东亚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惟其是真正热血赤诚的民族主义者，才有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清醒的头脑和宏富的战略视野。84年前，其在神户商业会议所发表的著名讲演，以“霸道”和“王道”的概念梳理东西文化，对日本朝野发出了“大亚洲主义”的呼吁，可谓今天“亚洲一体化”的先声，至今仍振聋发聩:“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详审慎择。”然而，急功近利的日本到底还是背弃了孙逸仙的期待:孙苦口婆心动议的、旨在东亚民族携起手来，“共存共荣”的“大亚洲主义”，被置换成为西方列强的霸道逻辑背书的“大东亚共荣”，最终演出了一场把全民族推向毁灭边缘、殃及人类文明的大悲剧。

爬梳历史会发现，悲剧的实质，其实是“民族主义”惹的祸。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指向本身，既祸害了邻国，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使明治维新以降，代代积累的国富和精神资源挥霍殆尽。

所幸的是，战后，被迫卸掉全部铠甲的日本，专心经济建设，积60余年之功的和平建设成效甚大，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但近年来，鉴于世界战略版图的变化，尤其是邻国中国的经济崛起，日本逐渐不安起来，弥漫于国内社会的民族主义潜流也日益表面化，不无坐大的苗头。这一点，从其舆论环境的变化上，便能看出些许端倪:不久前，一部由华人导演执导的、反映靖国神社历史的纪录片遭禁演，暴露了其言论、表达自由的“尺度”正在收缩的严峻现实。

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大抵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和外在指向。而最近发生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尽管是矛头针对法国的一种民族主义表达，但“抵制法货”的口号及强烈的“爱国”色彩，却唤醒了日本对3年前反日运动的记忆。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互信的缺失，令一些日本人担心，随着事态的发展，被抵制的法货，会不会变成日货；今天的“夏奈尔”，会不会变成明天的“资生堂”？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4月23日，日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原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题为《日中新篇章:面向超越历史的共存发展》的文章，指出需构筑“能坦率地说该说的话的日中关系”，以实现“向成熟的友好关系的质的转换”，“日中如何相互面对，对两国的共存、亚洲的秩序极其重要。”并建言对历史问题，“双方都得努力”，为填埋两国围绕历史问题的鸿沟，日中两国要像法德那样，共同编纂历史的“副读本”。在两国民族主义声浪分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种声音无异于理性的空谷回音，其对两国关系的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不容小觑。

任何一个国家的复兴崛起，必然会给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带来不同程度的震荡，遑论身量如中国的国度。为减少崛起过程中与邻国的摩擦阻力，崛起的一方当适度克制自己的民族主义，有时是“爱国主义”的表达，以规避激发对抗性民族主义滋生、坐大的风险，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胡主席此次访日，所打的两张牌，无论是中山牌，还是乒乓牌，无一不透出减震民族主义的良苦用心。对此，国人当省察并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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