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陈敏 整理

编者按：市场经济国家都有贫富差距,但并不是所有的贫富差距都会导致社会对抗。如何通过社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通过扩大中产阶层比重和保护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从而实现贫富和谐共处？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

新的财富分配正在展开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仅是贫富差距，而且是贫富差距已经固化为社会结构，而难于改变了

南方周末：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都涉及穷人富人的话题。先是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引起激烈争论，接着您关于生存状态恶化背景下底层堕落的问题也引起很多争议，襄樊五名贫困生因为“不感恩”被取消受助资格，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如何解读这些事件传达的信息？

孙立平：我不太愿意介入这些具体的争论，尽管我的一些观点有时也偶尔成为争论的对象。因为我不希望对一些枝节问题的争论遮蔽或扭曲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我更感兴趣的是出现这些争论的背景。不管人们对一些具体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在这些争论背后的一些基本事实应当更值得关注。现在我们要关心的与其说是争论的是非，与其说是要争个谁对谁错，不如说是导致这些争议和是非产生的现实。

对此我想主要谈三点看法。

第一，贫富分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严峻现实。一个最新的消息是，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

第二，贫富分化开始定型为社会结构。与1980年代或1990年代初不同，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不是单纯的贫富差距，而是已经开始定型为社会结构。即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1980年代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但是一会儿他穷了，一会儿他富了，总是在变化，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社会的门槛高了，人们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相应就少了。最早的那批房地产商，有的是借几万块钱就开始搞房地产。现在别说借，就是给你五万、五十万、五百万，你搞一个房地产试试？没有可能，门槛高了。认识到贫富差距定型为社会结构是重要的，因为仅仅是贫富差距的话，靠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在贫富差距定型为社会结构的情况下，仅仅用政策来调节贫富差距就不够了，同时需要优化社会结构。

第三，在社会定型化背景下，新的财富分配过程在开始。实际上，最近的几年中，一场空前规模的财富分配过程正在展开。“百万富翁”这个词，我们原来讲的时候，觉得离我们很远，突然之间，人们环顾一下左右，发现很多人都是百万富翁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你有个百八十平米的房子，不就是百万富翁了吗？虽然你看起来不像，但是你的财产真的值百万了。这个是哪来的呢？就是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两年前你有一百万，买了一百万的房子，现在这房子值二百万，就算给你分了一百万。去年你有一百万，买了一百万的股票，现在起码也两百万了，也等于给你分了一百万。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主要是按资本而不是按劳动分配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按劳动分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按劳动进行分配的机制。假如说我这两年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买股票，我就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了，那我就一分钱也没有分到。而且，还得承担这一分配过程的代价。什么代价？你得按照现在的价格买猪肉吧！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