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可谓无人不晓。依仗着皇帝的宠信，他一生兼任清政府数十个重要官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红得发紫。可以说，光靠这些官职俸禄他也能风风光光地活一辈子，更何况几乎天天还有皇帝老的赏赐！但这个利欲熏心的和大人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利用其职务之便为自己和家人大肆地捞起“孔方兄”来。乾隆死后，嘉庆帝下令查办和珅。查出的家产，有八亿两白银之多。当时，清廷岁入为七千万两，他的这部分家产，比清廷十年收入的总和还要多。因此，时人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和珅主持朝政期间，清廷吏治十分腐败。他个人不但到处开设银号、当铺，租佃私田，与民争利，还是有清一代最大的贪污犯。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的再送到宫里去。有一回，两广总督孙士毅从南方给乾隆皇帝带回一只用大珠子雕刻的鼻烟壶，正巧在宫门口被和珅看到，和珅当时索要未果，便在日后买通太监从乾隆宫里偷了出来。在后来的长长的一张抄家清单里，记载着和家田产房屋、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稀奇古董，多得数都数不清。和珅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中多几倍，其中最大的珍珠比皇冠上的还大，特大的宝石连宫中也没有，仅籍没入官的一百零九号本银，可抵甲午、庚子两次赔款的总额。

只可惜，这些亿万资财和珅和大人没来得及享受，嘉庆皇帝便宣布他二十二大死罪，理应斩首，但还是“念和珅尝任首辅，不忍令肆市，着即赐自尽。”正应了那句古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有人说，“和珅现象”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君不闻“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银”？诚然，“和珅现象”与封建专制制度分不开，但也与时代和个人的品格情操息息相关。史载唐贞观初年太宗以戒奢为尚，群臣也大都以俭约为荣，君臣上下一心为国，无人考虑“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岑文本做中书令时，房子低矮潮湿，无帷帐之饰。户部尚书戴胄去世时，唐太宗因其宅第弊陋，没有地方祭享，特令为他造庙。温彦博做右仆射时，家贫无正寝房，去世时只好在旁室停灵。魏征家原无正堂屋，后得病，唐太宗才挪用建造小殿的材料为其建房，并赐素褥布予以表彰。尤其是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嫡长子承乾做太子时，一再通过乳母请求增加东宫器物，都被她一口回绝，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为子女谋取什么“好处”。

同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都是廉洁奉公的楷模，从来没有利用个人的威望和地位为自己和亲属谋取什么名利。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与自己的子女亲属同样饿肚皮、不吃肉。毛泽东一生穿过的两件睡衣打过59个和67个补丁。同时，他也从不借手中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高官厚爵。他曾送给毛岸英一把锄头，让他到农村这所劳动大学去“深造”；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八七疗养院举行婚礼，婚礼简单得总共只请了一桌客人。餐后，毛岸青还向疗养院交了餐费和粮票。也由于他们的婚礼很简单，甚至没有留下一张婚礼照片。

遗憾的是，今天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不是运用人民赋予的手中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肆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为自己和子女亲属捞取好处。试看王怀忠、王昭耀、郑筱萸、段义和等人，哪一个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和亲属好处的高手？上海社保案中包括陈良宇在内的头头脑脑们，更无一不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还真有点“一人跌倒，百姓吃饱”的味道，到头来只落得个锒铛入狱，后悔不迭，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前段时间，党中央下发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为那些执迷不悟的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架设了“高压线”。同时，它又宛若一把锋利的尚方宝剑，只要你胆敢以身试法，它就会毫不客气地斩断你的“黑手”。诸君岂能不慎之，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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