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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没有严格地依法打击，才使得“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的现象太普遍了”，导致今天“法不责众——‘三公’泛滥——法律畏难”的恶性循环。街头小偷偷了千元物品都要《刑法》伺候，官员一次出国旅游就达五六万元公款，一年公车私用耗费数万，法律却眼睁睁看着这些“阳光下的腐败”自叹奈何。这是法律的悲哀吗？更应该说是司法的悲哀吧？
作者：童大焕 专栏作家
当“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成为国家肌体上越来越大的一颗“毒瘤”，民众对“三公”入罪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著名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和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近日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指出，将“公费出国考察”行为认定为贪污罪目前尚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这种“消费行为”跟个人将国有财产占为己有是不是一回事，还值得研究。何帆先生也在《新京报》上撰文支持两位专家的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规定：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首先，公款旅游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符合贪污罪的主体特征；其次，公款旅游已经从客观上侵犯了公共财产权。专家们的认识误区在于，认为“消费”跟“占有”是不是一回事，还应当研究。但很明显，公款消费总是“占有”在前，“消费”在后。就算最严格意义上的贪污罪，贪官们在“占有”了公共财物、拿到家中或存入私人存折之后，也还是要“消费”、“投资”或“挥霍”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告诉人们，将公款直接用于投资或消费是不必按贪污罪惩处的。巧的是，河北省邯郸市农业银行支行金库被盗案主犯任晓峰、马向景，日前一审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死刑。两案犯从金库窃取的巨额公款，其实都是直接用于买彩票，而且他们每一次都经过精心算计，总希望中大奖将巨款回填。这也是一种“消费”或“投资”行为吧？
何帆先生认为，公款旅游，多是以单位名义决定，甚至成为单位员工心知肚明的集体福利，与贪污罪中秘密性质的“侵吞、窃取或骗取”不可同日而语。我认为这也是个认识误区，是对法条的生硬理解。法律条文中的“窃取或骗取”，不能仅仅理解为欺骗单位领导和员工，而只能理解为欺骗“国家”，而这个“国家”的代表主体是谁？是人民。其入账时用的是考察的名义，这就是欺骗。不这样理解，你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单位集体私分公款的行为会受到一锅端。
田文昌先生担心：“现在这种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的现象太普遍了，如果都简单地往贪污上靠，贪污罪的发案率得有多高啊？”被舆论指为搞法不责众。何帆先生则从司法实务的“证据固定”角度为其辩护，认为对于公款旅游等行为，证据难以固定。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可以通过纪律进行处罚。但其悖谬之处在于：难道纪律惩罚就不要证据了吗？据新华社8月19日报道，今年上半年共有4866名党政干部因违反财经纪律、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取证难的问题，可以说在反腐败的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往往是在司法务实中不断完善的问题。比如对于遏制公车私用，一些地方尝试将公车车牌号加上特别醒目的区别标志，这就有利于群众识别和监督。
正是因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没有严格地依法打击，才使得“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的现象太普遍了”，导致今天“法不责众——‘三公’泛滥——法律畏难”的恶性循环。
街头小偷偷了千元物品都要《刑法》伺候，官员一次出国旅游就达五六万元公款，一年公车私用耗费数万，法律却眼睁睁看着这些“阳光下的腐败”自叹奈何。这是法律的悲哀吗？更应该说是司法的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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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童大焕
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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