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整套新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不但要求发展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如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等等，也需要构造一个专门从事经济决策的机构体系。所有的事情放在一个地方考虑、决策，有其利，更有其弊。

作者：黄益平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一段时期的经济数据公布以后，一些投资者开始担忧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失去了控制。过去一年多以来，许多政府官员一再提醒宏观经济的诸多风险问题，决策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所有这些风险问题均未出现根本性的改观，大部分甚至还在不断恶化。

这一新的进展无疑非常令人困惑。过去30年间，中国政府雷厉风行的改革作风令许多投资者折服。这一点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的印度的决策体系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甚至引发了民主化对经济发展究竟利弊几何的争议。但在中国最近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整中似乎再也看不到“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

一些经济学家在过去一年多来一直担心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一些风险问题，其中包括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贸易顺差过大、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泡沫、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资源尤其是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环境日益受到破坏等。

其实政府也基本认同对这些问题的担忧，比如在“十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追求平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该计划不但将GDP增长的目标设定在8%，还具体地提出了每年改善能源利用效率4%的要求。2007年年初政府又强调控制外贸顺差为当年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人民银行也决心将全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下。

一年多来政府各部门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步骤和措施来实现这些既定目标。为了控制房地产泡沫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实施了收紧住房按揭条件、控制土地供应和限制住宅建筑结构等政策；为了减缓贸易顺差膨胀的步伐，政府多次降低出口退税比例、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同时允许人民币小幅度升值；为了实现外部账户的基本平衡，决策当局持续开放资本外流渠道。人民银行又接二连三地紧缩货币政策环境，包括多次加息并调高存款保证金比例。

但结果如何呢？GDP增长速度由去年和今年第一季度的11.1%加速到第二季度的11.9%。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由去年年底的20%以下反弹到6、7月的28%左右。房地产价格开始了新一轮的暴涨，这一点在二、三线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A股指数在过去一年间狂涨近70%，而且是人民银行越加息，股价越涨。受到猪肉价格推动，CPI有年初的3%以下猛升到六月的4.4%和七月的5.6%。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还在今年头七个月增长了80%，甚至超过了去年74%的增速。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存度进一步上升。今年以来外汇储备累积的步伐不但没有放缓，反而持续加速。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计划的头一年，但全国没有一个省市达到了中央设定的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的目标。

和政策目标反其道而行之的实际经济态势难免引发投资者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失控的担忧。一个经常提到的例证是地方政府官员基于追求地区经济增长的目的不再严格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过去30年放权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这可能是事实，这其实也正是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但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依然是行之有效的，即使单从这一点来看经济政策失控也不太可能。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则是，政府可能对经济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方针。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的原义是指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基本上不干预，香港的经济模式通常被认为是“放任自由”典型版本。如果中国的大部分决策者认为经济中不存在重大风险，那就有可能尽量不采取过于严厉的干预措施。起码有些官员私下认为目前增长速度很快，而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是很大，中国经济有可能正处在五千年来的最佳时期。但是政府在政策声明中一再提到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这似乎也表明政府不太可能实施“放任自由”的政策方针。

最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尽管部分决策者意识到了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一些风险，但也许多数官员并不认为这些风险已经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在决策层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同时中国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而对于短期政策后果的担忧又影响了经济决策及其实施。这就导致了当前一方面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风险毫无消减的现象。

比如，中央银行的官员经常抱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够顺畅，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许多经济学家进而建议宏观调控不能完全依靠利率、汇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而应该辅之以行政干预工具。但其他一些专家可能更担心长期依赖行政手段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曾经有经济学家批评以往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往往是反改革的。

其实，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顺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以利率为例，人民银行遵循各国中央银行小步调整的做法。问题是在美国或者欧元区，利率水平基本处在均衡点附近，因此增加或者减少0.25个百分点就会明显影响投资和消费决策。但我国的资本价格和潜在回报相距甚远，增加0.27个百分点，对投资愿望基本没有影响。但假若人民银行加息3个百分点，一定会对投资行为造成影响。

另外宏观经济政策缺乏专业、独立的机构也使得决策过程变得复杂化。比如个别行业甚至企业的赢利、就业状况成为汇率、利率决策的重要制约因素，这样改革就很难推进。

其实保护个别行业或企业利益对总体经济不一定是最有利的。长期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所谓“不破不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经常抱怨别的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其实我们自己也没能完全避免这一点。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整套新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不但要求发展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如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等等，也需要构造一个专门从事经济决策的机构体系。所有的事情放在一个地方考虑、决策，有其利，更有其弊。

就宏观经济政策方针而言，笔者非常赞同余永定教授关于“紧货币、宽财政”的建议。尽管人民银行在过去一年多来连续调整货币政策，但仍然没有改变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状况。尤其在过去半年，货币政策调整明显滞后于通货膨胀的步伐。只有大幅度地紧缩货币政策，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一些宏观经济矛盾。与此同时，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社会福利体系、甚至增加居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和工人转型，为紧缩货币政策的后果提供一定的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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