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到今年，物价涨得很快，我们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明显。”7月31日傍晚6时30分，龙岗区坪地展丰万家百货门口的塑料椅上，来自五湖四海、有着各种各样生活经历、如今却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的5位打工者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了解打工者的心声——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上调至少20％。（8月7日《南方都市报》）

就像一些城市出台限乞令不会征求乞丐的意见一样，最低工资标准似乎也往往少了最基层打工者的声音，于是才有近百名打工者上书媒体，表达要求增加最低工资标准的权利诉求，而且他们还是在听说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人对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一定就代表上调，保持不变或者下调也是调整”的回应，个个心急如焚的情况下，才做出上书媒体寻求帮助的举动。

打工者上书媒体表达利益诉求，不仅是社会底层对当前物价上涨的激烈反映，更是最基层打工者权利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的意义远远大于事情本身。长期以来，进城打工的底层人群，往往游离于城市，不仅与城市主流生活格格不入，甚至在心理上也没有认同感；而城市管理者，往往只会把他们当成管理对象，即便出台相关的措施，也往往缺少他们的声音。

方面便等食品涨价，受影响最大的是最基层人群，因为食品类的开支在他们的生活中占主要部分，因此对涨价的反映也最为激烈。但事实上，无论是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相关评论，往往都是学者以及其他并非低收入人群在发表观点，鲜有打工者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对于他们话语权的缺失，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综合素质不高，说到底，是弱势群体利益集团的缺乏。

利益集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来改变城市的各种政策。但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利益集团如何形成、如何发挥影响力，却不乐观。弱势群体在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场合，也往往少有发言机会。比如，这些上书的打工者认为，制定最低工资应有打工者参加，但他们周围的打工者朋友们都不清楚最低工资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没有话语权，不被邀请参加政策的制定，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利益诉求。据报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的求助信，刚开始只有五名打工者，但信件很快在打工者中流传，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上百打工者的响应。显然，这说明在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遭到漠视的这个群体，不是没有表达权利和利益的愿望，而是不知道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还可以选择上书媒体。从他们在落款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的还加上了目前自己所拿的工资数字看，他们对这个渠道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幸好，媒体做出回应，没有让他们的上书石沉大海。但这同时又令人可悲，为何弱势群体只有通过媒体才能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代表他们利益的利益集团，该如何形成并参与博弈，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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