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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云翔（江苏检察官）
最高法、最高检8日明确了“收受干股”、“期权寻租”等10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7月8日新华社消息）
两高明确了10种新类型的受贿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为在实体上认定腐败迈下了坚实的一步，值得称颂，但是兴奋只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明白，反腐败实体上的正义必须依靠程序上的正义来保障，反腐败我们依然面临着很多的程序上的瓶颈，这些很容易让实体上的正义成为彼岸的鲜花，而不是此际的现实：没有财产申报、司法独立、正当程序保障的法治环境中，人们对于实体公正的要求很容易落空。
我们缺少的不是对于腐败的痛恨，我们缺少的是发现腐败及打击腐败的正当程序。没有财产申报，使得潜在的腐败不易被发现；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权受制于实权部门，使得发现的腐败也难以得到严格的处理；而反腐败机关缺乏技术侦查权等手段，也使得侦查犯罪困难重重；这些告诉我们，反腐败程序上的公正远比实体上的公正重要。
与实体的规定相比，我们缺乏的更是正当的程序。从实体上看，我们国家对于腐败的打击远甚于很多国家与地区，我们国家腐败犯罪最高刑是死刑，而国外早已奉行了经济犯罪不判死刑的原则了。香港腐败的最高刑只有七年，而国外的腐败犯罪基本上采取轻刑主义，大多数不超过十年。两相对比，我们国家的实体上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程序性的规定，使得腐败很难发现，腐败而不受惩罚的侥幸往往使人铤而走险。
因此，笔者感觉到，我国反腐败应该是实体与程序并重，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实行程序优先，比如一个财产申报，将胜过实体法律上的若干规定；允许技术侦查，将使得腐败分子逃无所逃。当实体的规定一步步走向完善的时候，我们对于程序正义的期待更加迫切。
曾经有很多反腐败部门到国外学习。一个有着严格的财产申报、恪守司法独立，允许技术侦查的国家中，反腐败其实并不难；而在这些都不具备或者不完善的国度内，反腐败才是难上加难的。因此，在国内外的交流中，我们感觉到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不仅仅是在实体上的，更多的是在程序上的，程序上的规定是否完善，才是检验一个国家反腐败法治完善的根本标准。
也许我有点得陇望蜀了，但是我明白，实体只能给我们某种正义的感觉，而程序才能带给我们真实的正义，正在这个意义上，我渴望着程序上的严密，使得腐败者逃无所逃。
文本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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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邹云翔
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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