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首席评论员鲁宁

这几天，中央媒体集中报道中纪委等七部委联手整治各地超豪华楼堂馆所建设歪风。先有河南、山西、甘肃三省四家政府机构因“超豪华”被披露，再是广西宜州市(县级市)亿元行政中心被曝光。

早报评论员查了一下，自1988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十九年来，全国性整治党政机关办公大楼“超豪华”行动先后经过五轮，但每一次整治过后，新一波“建设高潮”来势更为凶猛。随着去年5月郑州市惠济区“世上最豪华区政府”被曝光，国内媒体相继曝光一批“豪华办公楼案例”。但这些只是“行政奢靡”的冰山一角，据《南风窗》杂志调查报道，全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大型国企巧立名目，建于国内风景名胜区的非商业性宾馆、酒店、培训中心，总数已超过一万余家。

如此无节制糟蹋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引起社会舆论强烈不满，中纪委遂将再刹“办公楼歪风”纳入今年党风廉政建设一大内容。行动于3月底启动，6月20日为自查自纠“大限”日。自查自纠乃整治的“规定动作”，面对“超豪华”的普遍性，目前我们所见的，是整肃几个实在太不像话的坏典型，以儆效尤。

面对“世上最豪华区政府”，自不免让人想起“世上最寒酸首相府”———自十八世纪起，一直是英国首相官邸的唐宁街10号。很难相信，这座全球“名建筑”，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面积狭小，设施陈旧落伍。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整栋建筑地基沉降、门框扭曲、房柱腐朽、随时有倒塌之虞。可历届英国政府没敢动新建首相府的心思，而是将腐朽房柱换成钢筋水泥柱后，继续使用至今。是选择“最豪华”抑或“最寒酸”？决定因素不在人，也不在于思想教育是否起作用，而在于一国公共财政制度是否建立，使用纳税人的钱是否能够受到公众和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其实，这些道理作为老生常谈，享受“最豪华”者比纳税人心里还明白。

稍具见识者，都知道惟有“制度反奢”才是根治“最豪华办公楼”的良方。但“制度反奢”在现阶段尚无立竿见影的突破口。于是，退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逐步铲除地方政府“公司化”土壤，于遏制“最豪华”之目标，当比一轮轮整治管用。

政府于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方古典经济学认为，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法律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和市场秩序。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奇迹，展示了另一种“政府———市场关系”模式：政府既做市场裁判，又做市场内的运动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往往更热衷于直接充当市场内的运动员。这种模式发展到极端，一些地方政府从一级政权机构难以避免地演变为“地方超级国有公司”。地方政府一旦被“公司化”，GDP就变成了营业额，“经营利润”就取代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主项。发展经济如此不计成本、不问长远、不顾百姓感受，与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背道而驰。

地方政府“公司化”之后果，在各地竞相修建“超豪华办公楼”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譬如，从郑州市惠济区“最豪华区政府”到宜州市“面积与豪华双超的市政府”，其兴建理由，均为期待借助政府大楼工程带动整个新城区建设。若以更大的视野观之，从1990年代前期个别地方政府卖掉闹市旧楼，上市郊另盖“新窝”，到1990年代末期，“经营城市”旗号的出现，地方政府“公司化”经营已呈普遍态势，而超豪华的行政性楼堂馆所，正属其必然收获的“经营业绩”之一。

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对经济发展曾起到了拉动作用。随着市场逐渐发育，其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负面作用日益积累、暴露。在很大程度上，它既解释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部分原因，又在一定程度上注释着社会不和谐的部分成因，并逐步演变为诸如修建“超豪华办公楼”之类难以治愈的“治理危机”。

文本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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