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中国经济奇迹

——专访陈志武教授

作者：郭宇宽

郭宇宽（以下简称郭）：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很多人有个观点，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您怎么看？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我觉得有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绝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

但他们后来爆发出来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围绕GDP而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犯过，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

郭：可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宣扬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好像有要搞出个“东方主流经济学”的意思。

陈：我不认为经济学可以分出东方西方，经济学解释的普遍规律，就像物理学不能分出个东方物理学，西方物理学一样，为了更好的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需要发展，但如果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唯独解释不了中国经济，那只能说明他们对经济学理论没有学透彻。

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的强劲，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会出在中国，你同意么？

陈：我不那么乐观，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出苗头，我们有一种误解好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哪里经济搞上去了，就颁给谁，要按这种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颁给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论赚钱谁也比不上他，可在美国要说经济学界，谁也不会把他们包括在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给与在经济学理论上有突破的人，他们提供的一个理论给与我们一个突破性的思维视角，和分析方法，就好像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这些理论我们一下子看世界就看的更加清晰了，这才是经济学家的贡献。

如果说中国这个正在变局中的土地给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很丰富的研究样本我同意，但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学没有给世界贡献出什么有原创性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诺贝尔奖没颁给中国人并不是有什么偏见，我们要谦虚一些，更加努力。

郭：有一个论据是，西方经济学家相对而言更加看重自由市场和竞争，但中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却一样经济高速增长。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频频出问题说明什么？

陈：中国对世界来说信息还很不透明，局外人判断很容易出偏差，而且经济学家的作用不在于预测明天中国股市能到多少点，那不是经济学家该干的事情。

至于对规律的判断，西方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自由市场和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充份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如果用一个社会生产函数来刻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是一个多变量的方程，不仅有制度的变量，还有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在数学中可以用交叉偏导来刻画，一个特别强的变量可以对一个特别弱的变量产生弥补作用，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开始，就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劳动力供应，这个因素如此强劲，以至于在总的生产函数中弥补制度缺陷带来的损失。你看不是用西方常用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很好解释么？（笑）

回到现实中国在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好像我们不能从阿炳的二胡拉得好，他又是个瞎子，就总结出把人眼睛搞瞎了有助于二胡拉得好。中国的各要素中间那个少有国家具备的强劲要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特别吃苦耐劳，能够忍受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恶劣程度都远超过其它国家，有一个上世纪末的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就是茅于轼先生的书里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勤劳付出程度，我们不该仅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在于与观察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大家都在流汗，但很多人在做无效功，还有很多人专门在努力抵消别人做的功。

郭：有人认为和前苏联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渐进改革路径，比前苏联更加高明，你怎么看？

陈：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是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决策，我们目前还很难下一个判断哪种改革路径更高明。但有一点可以分析的，是中国和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很大不一样，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但两国领导人面临的资源禀赋不一样，手里的牌也不一样，中国当时国内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做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理由是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了以后，保守力量也衰落了以后，水到渠成的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至少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中的英明者设想的是这样，这应该说是有政治智慧的。而前苏联就不行，他自己就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到外资，而那时苏联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了，门槛相当高，靠吸收外资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一条，短时间内更加艰险的道路，大刀阔斧的从自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历史的选择。

郭：你认为中国眼前这种模式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可以持续？

陈：我们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和挑战，前一段时间我在谈到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比较时，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乐观的太早，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分析，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并且会越来越低。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出问题是一定的。

（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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