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高司法机关承诺“不杀”赖昌星，已不是新闻。围绕“是否遣返，遣返至何地”等法律问题，程序上的“马拉松”已跑了七年，在此期间，国内大众对加拿大的“难民”遣返程序、国际法上的“死刑不引渡原则”，多多少少都有了些了解。两年前的余振东案，也让大家逐步接受这样一个司法理念，那就是：将贪官绳之以法，总好过让其逍遥法外。因此，对政府的“不杀”承诺，多数人表示理解。但也有不少网民存有疑问：既然不判处赖昌星死刑，花上七年时间，耗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令其遣返，难道仅仅是为验证一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吗？

其实，遣返赖昌星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掌握了多少“内幕”与“情报”。

从澄清事实的角度看，厦门远华走私案，涉案者多达百人，经过司法部门的着力查处，犯罪事实早已水落石出，八年下来，落案者或伏法、或服刑、或宽大，多数已受到法律处理。而对相关人等的定罪量刑，也并不受赖昌星一人一言的影响。

从追回赃款的角度看，赖昌星滞留国内的数亿资产已被没收，转移出境的有限资金，也早已被七年的诉讼拉锯消耗殆尽。事实上，不同于携款潜逃的贪官，政府对赖案的“关注点”，也并非侧重于犯罪资金的流向。

笔者认为，无论是政府的“不杀”承诺，还是即将启动的遣返工作，其意义都已超越走私案本身，更大程度上着眼于赖昌星本人的“符号”意义。这里的“符号”意义，是指通过各类宣传或渲染，八年来，赖昌星已成为中国外逃经济罪犯的一个“符号人物”。他负载了公众的太多愤懑不平，也承载了外交、司法上的诸多尴尬。把这么一个“符号人物”顺利遣返，无疑将具有很大的标本价值。

标本价值，首先是开创了一种“人犯移交”的司法先例。无论是余振东的被“移送”，还是赖昌星的被“遣返”，都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引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与美、英、加等国家，也很难就“引渡”问题签署协议，因此，所谓的“移送”或“遣返”，很大程度上成为检验两国司法部门信赖程度，以及合作渠道畅通程度的“个案合作模式”。以赖昌星案为例，从加方法院一开始传召中国官员、专家就中国司法体制的公正性作证，到后来“最高法院”认为赖昌星被遣返没有生命危险，显然是一个观念、态度逐步扭转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自然不会在以后的司法合作过程中重复，也将大大减少司法协作的磋商成本。

标本价值，还在于“符号人物”被遣返的示范作用。“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震慑效果，自然是应有之义。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此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经济罪犯，由中方信守承诺，给予死刑之外的刑罚处罚，将极大显示一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这对未来与他国签署引渡条约，开展司法协助，有着极大的示范意义。另一方面，政府就“远华案”的处理情况，释放出自首者已减轻处罚、悔罪者已予以减刑的信息，更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时昭显，对目前潜逃出境的诸多经济案犯，无疑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

杀一个赖昌星，当然不难。但建立起一个国家，一个司法体制的公信力，从而开辟更多的司法渠道，并从心理上给外逃贪官以威弛有度的震慑，显然是一门艰深的技艺，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耗时耗力把赖昌星遣返回来是值得的。(作者系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