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不注意西方世界的对俄外交战略演变。普京两任总统期间，俄罗斯对内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对外借油价高涨，作为能源大国在国际上卷土重来，从高加索、中亚到东欧，处处与美国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动作针锋相对，甚至隐隐约约出现冷战复燃的苗头。而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外交和战略合作，更是令欧美感到不安的趋势。

但是近期来，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长远国际立场，出现了一种前瞻性看法，认为目前的俄中合作，只是莫斯科的权宜之计，以应付美国的步步进逼；人口众多而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才是俄国真正的“长远威胁”。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杂志，近来都渲染过俄罗斯暗藏对中国的戒心。

美国务实外交元老基辛格，7月初更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公开说：2500英里长的俄中边界，是对俄罗斯的“人口统计挑战（demographic challenge）”，“贝加尔湖以东，是680万俄罗斯人面对1.2亿中国人”。这明显是挑动莫斯科：来自亚洲的“黄祸”，而不是华盛顿的蚕食围堵，才是俄罗斯真正的心腹大患。

根据英语《亚洲时报》，西方人士的上述看法，并非完全一厢情愿。俄国国内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担心人口稀少的俄国远东地区未来会被亚洲移民“同化”的，不在少数。对他们而言，中国的经济崛起并非福音。在如此心理之下，俄中合作颇有点“朝热野冷”的架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民众的“黄祸情结”，与前述基辅罗斯公国的历史不无关系。基辅罗斯的最后解体，固然有内部矛盾因素，但是来自外部的蒙古征服，是其直接原因。斯拉夫民族在蒙古铁蹄下的痛苦经历，成为俄罗斯人对亚洲“黄祸”恐惧的文化根源。

西方如果一边利用俄罗斯对蒙古征服的历史怨恨来挑起俄中矛盾，另一边又利用蒙古征服造成基辅罗斯故土上的乌克兰脱离“罗斯母亲”的历史，来促成“小俄罗斯”（乌克兰的一种惯称）与俄罗斯的永久政治和文化隔绝，这种双重长远战略，实在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如意算盘。

但是鱼和熊掌本身并不等价——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危，可以看成是肢体之疾，而基辅罗斯故土的割离，以及圣弗拉基米尔的东正教遗产“分家”，实在是俄罗斯的灵魂创伤。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相当于中国失去自己的文化摇篮黄河流域，陕西河南成为外国的省份；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莫斯科主教区，则近似于尧舜孔孟等先哲被奉为别家的精神文化祖宗，连带齐鲁沿海区域也成为别国领土。比较一下端午节“申遗”风波，就可以想象乌克兰在政治和文化上与俄罗斯彻底“离婚”的精神冲击。

当然，莫斯科对乌克兰当局的这种举措，还是有不少反制筹码。除了能源利器，为了纪念和“酬谢”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1954年被乌克兰出生的赫鲁晓夫从俄罗斯转让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其俄罗斯人口多数，是莫斯科在关键时刻的重要战略“劫材”。另外，整个东正教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颇为不妙，从巴尔干半岛到俄罗斯都处于衰落状态，自身在土耳其回教化浪潮中苟延残喘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因此对尤先科总统关于乌克兰东正教会独立的请求，只能暂时顾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