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核爆炸试验

影响核武器增长的因素

为什么美国会花费大量的金钱积累比军事和政府专家认为的必要程度高得多的核武器呢？主观判断而做决定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官方报告和国会陈词都给人印象是军方和政治官员都非常清楚多少原子弹或导弹就可以威慑苏联了，但是现实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因素和相互影响使得最终的武器计划规模达到了一个这样的数字，这些因素包括预算抵消，对苏联威胁得看法，部门之间的对抗，对军事计划中选定的官员加以利用以宣传国家和国会的工作，企业游说，科技废弃和研发循环，以及政治攻击或反击等。所有这些之外还有加上一个因素：政府最高层对这些计划成本认识的不足。

对苏联的担心是美国核武器计划巨大的驱动力。从一开始，美国官员就寻求在技术和数量上领先苏联。在1949—1950年间的一系列后果----第一个苏联原子弹试验，朝鲜战争的开始，原子能间谍的暴露，约瑟夫.麦卡锡反共运动----都催化了民事和政府官员，引起了对美国未来和全球民主的恐慌，因为美国还没有获得苏联方面可靠的信息，担心，糟糕的假想情形，以及“镜像”思维（美国空军情报官员假设苏联将会建造上千个战略轰炸机，因为这个是美国空军自己目前正在进行的事项）。

相应地，国会为扩大核武器生产划拨了大量款项，以便可以尽可能快的扩大。国会当时特别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它感到军队对核武器的要求收到了相对较小的原子能委员会原子弹生产设施的限制。它感到提高其产能，可以产生和满足更现实的要求。但是，首先军队没有要求提高产能。当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执政时，产能为644颗炸弹每年，当时所有库存为841个武器。到了他在1961年离职时，每年产线上可以制造5100枚弹头，（实际产能最高值为每年7000枚）而且库存达到了22000枚，而其中大部分用于战场使用。

随着在核武器上拨款越来越多，陆军，海军和空军开始互相竞相采购新的导弹和研发新的武器以可以让他们成为美国最前沿的军事力量。有时候武器在没有完全进行测试就研发并进行部署。剧烈的战斗是哪个部队控制什么任务上的战斗（也导致投资和声望的流动）。例如，当海军引入了北极星潜艇作为防护严密的打击平台时，空军就试图通过反复研究击沉它，随后制造出新的炸弹计划，把北极星号的任务夺回到空军部门。

在Los Alamos 和 Livermore的武器实验室也互相竞争来研发更新和更好的核武器，双方忽视彼此为“敌人”。

另外一个被忽视的因素是核武器被军队看做是“免费商品”。因为研发，试验和建造弹头的成本几乎全部有原子能委员会（AEC）承担（现在是能源部（DOE））。虽然AEC/DOE预算是整体军事预算的一部分，但它一般都独立投资，并在为部队的武器计划和运作成本投入的资金以外进行投资。部队必须要购买发射系统（除了重力炸弹的发射系统除外），但是弹头本身却没有成本。其结果就是部队官员在要求核弹头时不会产生任何资金阻力，而常规武器可能会有。更者，在生成对AEC的“要求”生产大量核武器上面没有阻力。不出意外地，前政府和军事官员称军队如果一开始就要求为其要求的弹头的资金负责，那么就核库存就会比目前数量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