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在经历长久的沉默之后复出的浩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然而，他已经无法说清楚，说清楚的努力使他获得了更强烈的批评。

“失去的感觉能力”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是读中学时候知道浩然的，1965年刚读初一时，他就读了《艳阳天》。

参加工作以后到了煤矿，刘庆邦又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读他的小说集《春雨集》，其中收了他的很多短篇，包括《喜鹊登枝》。“他的小说里边爱情挺美好的。他写的农村生活，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还是很亲切的。”

1989年以后，浩然复出，先是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后又当选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刘庆邦是到了北京以后跟浩然见面认识的。“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在《北京文学》发表不少小说，我有一篇小说已经被审定，是写老地主还乡的短篇小说，叫《汉爷》，浩然当了《北京文学》主编以后有人告诉我可能那篇小说发不出来了。大家认为他比较‘左’，而且我的小说正是对阶级斗争观念的反驳，是写一个老地主回乡去找他的情人所遭遇的一系列打击。但那篇小说还是发了，发得位置还不错。这是浩然当了主编以后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小说。”

后来刘庆邦跟浩然交往的机会就多了。那时候浩然虽然也在写东西，但跟当时的文学潮流不大融合，说是不大跟得上潮流也好，说是排斥也好，总之，浩然那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过气的作家。

和诸多对浩然小说的批评不同，刘庆邦以他职业作家的鉴赏力表达了对浩然小说的看法:“他写《艳阳天》，截取的那段生活正是新中国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新中国生机勃勃的时候，有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合作化的初期，大家都有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对集体生活的向往，我看他写得确实是热气腾腾，应该说有真实的地方。”

“等我们长大了，有自己的眼睛之后，我们看到的生活跟他写的完全不一样。大跃进，中国农村出现的大面积的饥饿，大面积的浮肿，饿死，自己也饿得吃不饱，那时候再看他的小说就不能认同，很排斥。《艳阳天》还可以接受，《金光大道》就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浩然在晚年也没有反省自己。他表示不后悔，强调他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也许他看生活就是那么看的。很可能他就是那样思考的。我觉得这样一个作家，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刘庆邦最后一次见浩然是在2002年，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议的时候。患脑血栓之后，浩然反应不那么敏捷了。

“他穿件大红毛衣，满头银发。跟他说话，他光笑，笑得很慈祥，但言语表达能力已经跟不上了。后来浩然就因为脑血栓成植物状态，他完全失去了跟人交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