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登枝”

《新农村的新面貌》是叶圣陶老先生写给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评论，这本小说集出版于1958年，其时浩然26岁。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用不无热情的文字评论道:

“光就收进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的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

浩然在《人民日报》的广告栏中看到了这篇文章的预告，随后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往东四邮局，买到登载那篇文章的刊物后，急不可待地坐在营业大厅的长椅上阅读起来。

跟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浩然的女儿春水。

此时，因为沉迷于作家梦，浩然在单位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罪名，当女儿在东四一家妇产科医院瓜熟蒂落之时，印刷工人们正在装订那本天蓝色封面的书。几天后的正晌午，女儿正在母亲怀里吃奶，邮递员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送到浩然供职的《俄文友好报》南门口的收发室中。

这是浩然步入文坛的开始，此后他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人民文学》杂志社前副主编崔道怡是浩然短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除去《人民文学》被迫停刊的时间，浩然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都是经崔道怡编辑发表的。

在浩然辞世之际，头发雪白的崔道怡在他的寓所回忆起往昔的时光:“他的小说文字顺畅，意境优美，结构也很巧妙，拿来就可以发表。他写的乡村都是光明的，美好的。在我接触的作家中，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真正有乡土气质的作家，待人接物非常诚恳，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农民了，而是农村干部，但他对土地，对家乡，对农村，对农民是充满感情的，这种感情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

“后来我从朋友那儿知道，当时浩然对农村的社会现实也不是没有看法，他说某些农村干部像地痞流氓。他怎么办呢？他越是见到不好的，就越在心里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出来。”

浩然出道时，一批作家已先后受到冲击，被划成右派，比如王蒙，刘宾雁，刘绍棠，丛维熙，李国文，邓友梅……文学界从百花齐放变得百花凋残。

浩然的出现恰逢其时，他写新农村、新农民，写农业合作化、农民走集体道路。他的小说都是歌颂性的，充满阳光的，当那些写社会矛盾的作家都成了右派以后，他的小说成了最适合政治潮流的作品。从他登上文坛的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他成了惟一没有问题的作家。

浩然后来出版的三卷本、126万字的《艳阳天》，是崔道怡建议他扩展补充的，最初这部小说只有20万字。崔道怡详细看了手稿，提了具体意见，1962年至1965年，浩然把《艳阳天》改成了三卷本。这部反映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使浩然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面旗帜。

“为什么浩然可以被接受，老舍不可以被接受？因为浩然出身好，所谓根正苗红。我觉得老舍也是矛盾的，他一面要配合现实，另一面要坚持写自己的东西，领导就没把他当自己人看。老舍最后还是被逼死，自沉太平湖”。崔道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