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发表第一批短篇小说至今，浩然的小说已愈百篇，收入多个集子。但他最知名的还是两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一部是写于1964—1966年的三卷本《艳阳天》，一部是写于1972—1974年的两卷本《金光大道》（与柳青的《创业史》有许多共同之处，这部书也和《创业史》一样原打算写四卷，但没有能完成）。这两部小说讲的是农村合作化的曲折历史，但在时序上正好相反：《艳阳天》的故事的发生限制在1957年夏天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正值夏收，进步的贫农起来斗争，挫败中农、富农等乡邻不顾公社利益试图自肥的阴谋，这里浩然的方法是全景式的，许多性格鲜明生动的男女老少形象纷纭杂呈。

《金光大道》故事结束的时候正是《艳阳天》的开始，前者大体上讲的是50年代初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战胜贫穷，克服战争、饥荒和地主破坏所带来的恶果；这一切努力时而显得凄婉，但最终却显出英雄（主义）来。这部作品在时间跨度上更大（像柳青的《创业史》，有一个革命前的序幕），浩然更着力于展现一组先进的代表人物及其胜利的过程，或者一组落后的代表人物及其失败的过程。这部作品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服务于“路线斗争”，以“三突出”为结构原则。“金光大道”当然是社会主义者的道路：为相互的利益团结一致，为公众的利益自我牺牲。小说再现了高大全及其同伴这样的最贫苦的农民与地主、富农以及对地富分子怀有同情的误入歧途的农民之间的对抗，后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路线甚至不能使他们自己致富。“三突出”是那时为艺术创作所设定的一个公式的简称，这个公式受到文革领导人的赞赏：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一样，高大全得到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干部的引导，也从对毛主席著作的如饥似渴的学习中得到教益。不过，作为文革年代里意识形态强化的典型产物，《金光大道》也遍布着伟大舵手的黑体字的语录。高大全比梁生宝更类型化：心理上更坚强，道德上更富于自我否定，革命热情的火焰熊熊燃烧。他鹤立鸡群，明显地突出于同伴之上，那些同伴可能更激进，但缺乏头脑；或者更谨慎，但少了魄力，一句话，高大全是个完人。唯其完人，却也因此少了人情味儿。早在《艳阳天》里浩然就已露出好走极端的苗头：“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不错过宝贵的夏收季节，党支部书记肖长春中止了寻找他的年幼的儿子的工作——他的儿子被一个蓄意破坏的过去的地主劫持了。《金光大道》里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形夸张，时而失实。当高大全只手挽救倾覆的马车，伸出膝盖抵住，让同伴把接榫扳回榫窝，又大无畏地冲下山道的时候，他就从一个可信的英雄降为民间传说中那个大力神保罗·布尼安了。

《西沙儿女》写于1974年，在这部关于海南岛渔民民俗和渔民战斗业绩的中篇小说中，浩然发展到抽象的抒情浪漫主义的程度。批评家对此不能接受，他们把它看成是对江青的阿谀逢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浩然也就失去了他作为中国最多产小说家的地位。

但是很难想象浩然不会卷土重来。在讲故事的绝对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他在《西沙儿女》中的主要艺术（区别于政治的）缺点是他写了他所不熟悉的题材；华北平原的农民生活才是他亲切熟悉的，深切体验过的，也是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