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贡嘎县老家母亲的一房亲戚给扎西母亲的领主交清了税，让他们回到家乡。这户亲戚在民主改革的时候划为农奴主代理人，“其实他就是富裕农奴”，生活比较好，母亲带着扎西就依附于他家。亲戚替母亲交了人头税，她不用去庄园里干活，留在亲戚家烧火、打水、挤奶，扎西伺候他家的小孩，继父则带着弟弟住在别处，他们沦为堆穷。郑堆告诉我:“差巴的破产逃亡，成为堆穷的主要来源，因而堆穷大多是外来户。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差巴们不堪忍受经济和人生的双重剥削，而采取逃亡他乡以获得人生相对自由的一种斗争方式。”

第二次逃跑

记不清具体是多少岁，应该满过10岁，庄园里传出话来，扎西该去当差了。他被分到一个很穷的差巴家里干活，食品常常送不上来，得到的供给只有糌粑、茶，根本填不饱肚子，一年四季吃的蔬菜就两种，萝卜、白菜。在庄园里干活，必须住在庄园里，不能回家。晚上睡觉的地方由主人分配，看粮仓的、喂马的可以睡在仓库、牲口棚里，别的农奴随便找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睡。

活，从年初干到年底不得闲。先是积肥，送肥要背。“地很大，要背的肥很多；背完了肥，开始翻地，种地；后面的种完，前面的苗长起来了，又开始除草。一个夏天要锄三遍草，天天待在地里。秋天，天不亮就去割麦子，不然割不完。割下来背到打麦场，一直到最冷的10月份才能打完麦子。冬天上山砍柴，准备好夏天要烧的柴火——夏天地里有好多活，没时间砍柴。剩下的时间还要积肥。”旺堆用手帕擤擤鼻子说。

在庄园里当差大约三四年，估摸是扎西十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当时我在山上沟里干活，母亲住在山下，接到消息，走了半天时间才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就那么远。”母亲去世了，没依没靠了，吃不饱，身体累到极限，扎西有了别的想法:另找个干活的地方吧。累点不要紧，只要能敞开肚子吃饭；如果吃不饱，活路轻一点也行。逃跑的念头于是在他心里存下了。不久，庄园里两个比他大的农奴，“20多岁的男孩”，跑了。庄园派人去抓他们，没能抓回来。半年后，有人在拉萨见到了他们。扎西偷偷问，主人为什么没能把他们抓回来呢？年纪大的农奴告诉他，他们去甘丹寺当了喇嘛。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被誉为拉萨三大寺，极有权势，大领主不敢和他们作对，小寺庙次角林寺根本斗不过他们，自然不敢去抓。“我听了就想，当喇嘛也是个出路。”

机会很快来了。某年初，“庄园里的老领主对农奴们说，你们干活干得好一些，锄草锄得干净一些，藏历四月十五前干完活，就给你们放3天假，拉萨东郊蔡公堂乡的寺庙要表演‘羌姆’(藏族宗教舞蹈中最为重要的寺院祭祀性舞蹈，俗称跳神)，你们可以去看。大家都高兴了。”藏历四月十五是拉萨春天最有特色的节日——萨嘎达瓦节，拉萨居民阖家而出，围绕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外墙转经。寺庙也组织隆重的祭奠活动。

到藏历四月十四，领主果真给农奴们放了3天假。这3天，从庄园到拉萨要翻过一座大山，来回路上各走一天，中间那一天看羌姆表演。服劳役的农奴们一起去了拉萨，到的当天住在拉萨郊外的山下，第二天去看跳神。扎西没去，他坐羊皮筏子渡过了拉萨河。“我不用给船夫钱，划羊皮船的人和我是一个领主的农奴。”他瞒过船工，含糊地说去拉萨逛，上岸后直接奔色拉寺去。

为什么去色拉寺呢？扎西第一次到拉萨，他只是知道有个远亲在那儿当喇嘛，就想去投奔他。“我们借宿的地方到色拉寺很远，我一直跑一直跑，怕别人发现把我半道抓回去。”快跑到寺门口，他碰见一个老喇嘛，“我求他，把我领进寺里当喇嘛吧。他说，不行，他没有这个权力。他把我领进寺里，让我喝茶，这时我看见了一个熟人。这人是我母亲待的那地方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他是父母送来当喇嘛的。他把我领到僧舍，我对他坦白了逃跑，求他给我找个师父，让我当喇嘛。他也没权力让我当喇嘛，但他告诉我，我那个远亲的徒弟一会儿要来这儿办事，可以去找他，求他带我找远亲。糌粑吃饱了，茶喝足了，远亲的徒弟来了，把我带到了亲戚那儿。就这样，我当上了喇嘛”。

第三、第四次逃跑

扎西的远亲不住在色拉寺，住在山沟里的一个小庄园，负责管理色拉寺下面的这个庄园。“他有什么本事？没有的。”远亲是遇上了好师父。

郑堆对我介绍:藏传佛教各派主寺建立于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寺院的施主为世俗割据势力，寺院发展期间一些僧人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成为封建农奴主。寺院有了自己的田地、牧场和收入等财产，院内机构也就分为三部分:学经组织、寺产管理组织、僧人(主要是寺主)私产管理组织。如此，早期由师徒组成的学经组织，师父就演变为掌管寺院学经、行政、财务权力的寺主，相应演化出寺产管理组织，由寺主手下协助管理寺务的几位僧职人员构成。他们被派驻到寺属的庄园内，形成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的经济组织。1959年之前，寺院和上层僧侣所有的耕地就占西藏全部耕地的36.8%。

喇嘛没有子嗣，徒弟成为其衣钵传人和财产继承人，师徒关系不可小视，是维护寺院领袖集团稳定的重要环节。扎西远亲的师傅是色拉寺的一个大管家，死了后权力就传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