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男性拥有绝对权威的父权社会里，女人在婚前连吃肉的资格都没有，婚后也不能享受财产的支配权和继承权，但有义务照料丈夫分配的田地和牲畜，承担开山、垦荒、打猎、采蜜之外的一切劳作。假如丈夫不满意，随时可以将妻子转卖或转赠他人，甚至夺取性命。日枯下就曾亲手打死失宠的第一任和第三任妻子。这样的制度好处何在？阿罗松说:“ 人夫妻是没有纠纷的。”在人中威望很高的原察隅县武装部长松鸟也表示:“买卖婚姻虽然是坏习惯，但有利于维持家庭稳定。”

女不知性别政治理论，当然不会对此撇嘴道:“男权话语！”但是信息和公路越来越四通八达的现代生活给了她们太多离开的理由和途径。她们或者与汉族或藏族的男子通婚，或者离乡另谋出路，如今留在村中的年青人女子已经稀少得反常。

当我在高原阳光下撒欢乱跑的时候，很愿意将这里想象成荒蛮乐园，但村舍中绵绵飘来的港台流行歌曲不容我有此等妄念。在关于人的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那些富有魔力的字眼，巴麦牛、弓箭、罂粟、大麻、麝香、藤脚镯、竹溜索……早就成了荡然无物的语言空壳。人传统风物遭到的第一轮毁灭是“文革”，“我们把党的政策贯彻得很彻底，该烧的烧掉，能丢到河里的丢河里”。阿罗松回忆起当年政绩，语气颇为自豪。然而，西藏自治区政府近年拨款90万元兴建莎琼民俗文化村，本打算办成收取游客门票的项目，阿罗松意欲搜求一些“老东西”来秀秀民俗卖点，神通广大的他竟也无可奈何:传统器物早没了，衣服凑不成几套，整个莎琼村都找不出一只熊皮包。

80年代， 人的民族文化曾有过 复兴的迹象，真正式微是90年代之后的事。这一轮毁灭是自发的—— 人主动放弃了许多传统器物和风俗习惯，因为那象征着“落后”，“面子上过不去”，下察隅镇长普琼有点无奈地说。人学龄儿童目前全部讲汉语，也让普琼很是忧虑。一旦连口头语言都失传，本来就单薄脆弱异常的人文化也就到了末日。孙宏开教授说:“语言消失之快，让语言学家非常惊叹，但毫无办法，只能靠国家立法保护。”“通用法立得很快，少数民族文字法就是立不起来，政府一门心思放在发展经济上，把大家往核心社会上拧，这个进程是很难阻挡得了的。”

关于传统的消亡，政协委员梅志朋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宗教信仰的失落。人没有赐福之神的观念，但是他们相信万物皆有鬼灵，所有凶祸灾害皆因有鬼魂作祟，只有请巫师将鬼送走才能得到平安顺遂。除了研习秘传的技巧之外，巫师还需装备特殊的服饰法具，成串的虎豹野猪牙齿，孔雀尾翎和獐子腿制成的羽扇，悬挂在背后的铜铃之类，呼唤着鬼的名字舞蹈念咒。凡是遇到生育、疾病、丧葬、迁徙等生活大事， 人都要杀牲送鬼，并且停止劳作长达数日。据阿罗松称，他有次过生日就杀掉25头牛、50口猪、70只鸡，可见人甘愿为送鬼付出的代价还远在娶亲之上。人的牛是不耕地的，专为在送鬼仪式中宰杀后分而食之，“连政府发放的耕牛都被吃了，只好改发马。”扎西平措镇长告诉我说。

梅志朋最后一次参加送鬼仪式，是三年前伯父去世的时候。听他津津有味地聊起种种细节与禁忌，例如下葬后焚烧的野菊花，守灵时门外的篝火，念经人家木梯边插的青树枝，我能体会到他言语之中流露出的那一种温暖异常的情感，几乎是乡愁。他所描绘的送鬼仪式，是生命的喜乐与族群记忆的寄托，与我在文献与报道中读到的那种野蛮血腥的印象何止天壤之别。一提到政府禁止人送鬼，梅志朋就按捺不住愤然:“藏族人为什么可以挂经幡、可以有喇嘛，我们杀点老弱病残畜牲，你们就不许？”和他闲聊的那天我正在吃饭，梅志朋可能觉得自己激动之下说得太多，等我抬起头来，他已经不见踪影。其实，就算政府解禁，隆重的送鬼仪式也难以再现。2004年， 人中最厉害的巫师松当隆因杀妻而入狱，此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送大鬼了。

原先禁止人送鬼的时候，当时身为下察隅镇长的松鸟曾竭力反对。但谈到自己民族的命运，他的心态颇为矛盾。人单纯、诚实、不会谄媚逢迎的性格令他自豪，而他们好酒贪杯、固守陋习、不谙生存之道的弱点又让他忧虑。松鸟觉得，从改善生活的角度来说，遗弃民族传统“应该说是好事，更现代一些”，可他也担心人独特的文化会在这个进程中彻底失传，这个民族就消亡了。

而对于现在人所处两难困境，汉族学者的态度也很不一致。张江华教授认为， 人完全可以在保存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但当地政府目前是怎么方便就怎么搞，当然会弄得面目皆非，所以需要由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来指导。陈景源教授则坚持，要发展、要进步是每个民族的需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方便，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会采取这种方式，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不能咱们怎么先进怎么来，把人家当古董”。

的确，在我走访上下察隅人村落的过程中，对他们的贫苦有着触目惊心的感受。在生活程度属于中等的自更村，村党委书记哈藏夏告诉我， 人的年均收入只有二三百元；即使在最为富裕的莎琼村，我看到一位97岁高龄的老人还在开荒背柴。曾在山林里散漫生活惯了的人没有多少务农天分，至今还只能靠种植一些简单的粮食作物维持生计（如鸡爪谷、青稞、苦荞、玉米、豆类、薯类等等），偶尔挖点药材（天麻、虫草、贝母、黄连、七叶一枝花）、打点散工补贴家用。同样的自然地理条件，若给了精明能干的四川汉人，不知会过得多么安逸，但人就是很穷。所以，为全村生计奔忙的党支部书记金夏顾不上为民族特色操心，“有也无所谓，没有也无所谓。”他豁达地笑笑，“只要生活过得好，变哪个人都一样。”

沉吟片刻，他稍稍有点留恋地叹了口气说:“要是有钱的话，还是过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