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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东莞摩的司机之死

2009年12月03日 18:25南都周刊【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共同的罗网

邓焕伦的死，赵林也听说过了，出事当天下午部分摩的司机自发组织的抗议活动，赵林和老乡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不去。“那是本地人的事情。”

赵林说并非仇视本地人，而是这个城市不给他们机会。

1995年，18岁的赵林终于守不住老家那5亩薄田，拎着一个麻袋来到东莞。刚出汽车站，两个飞车党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他这个城市的残酷，他仅有的100多元和一套用来找工的衣服悉数被抢，幸得一个好心的老乡介绍他到一个纸箱厂当搬运，后来又干过装修和货车司机，2001年，赵林拥有了自己第一辆摩托车，成了一个外地搭客仔。

2006年，东莞禁止外地摩托车进城，一向遵纪守法的赵林把陪伴了他5年的河南牌照摩托车卖了，但只做了3个月月薪600元的工厂保安后，他又失业了，此后再没有人愿意请他，理由竟是个近乎莫须有的解释——因为他是河南人。

于是，为了让儿子留在东莞读书，赵林彻底改变了以往老实人的形象，买了一辆二手摩托搭客，企图挑战森严的制度。

赵林读过高中，是这群外地搭客仔里学历最高的，所以时常给老乡们读报纸，讲新闻，说话也慢条斯理，像个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

但这样的形象到了夜晚就会被颠覆，街灯亮起，是赵林一天开始的标志。夜色的掩护让他如入无人之境，他拼命地拧着油门，用速度来驱散着白天郁积的苦闷。

他也被交警追过车，但他太过熟悉这个城市了，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钻进一条狭窄的小巷，让马力大一倍却笨如灰熊的警用摩托望尘莫及。

但是危险却不仅仅来自警察。去年夏天，一个戴墨镜的青年把赵林带到一个偏僻的厂区，然后把一把带着锯齿的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不照办就杀了他，在给了对方手机和600元现金后，赵林假装交车，却突然加速，把后座上的贼掀翻在地，得以脱险。回去后赵林受惊病了一场，但他不敢报警，严格地说，因为搭客，他也算不上是这个城市的守法公民。

后来，赵林再也不敢擅自行动，他和老乡们约定只在一定的区域内搭客，好有个照应。时间长了，这群压抑但非常团结的外地人，学会了在夜晚向漂亮的姑娘甩口哨，学会了向烂醉如泥的男人漫天要价，也学会了与目中无人的小混混打架，他们借助着一种虚无的安全感，徘徊在城市和制度的边缘。

而刘义德却无须忍受这样的生活，他只需每天按时到步行街前当他的“水草”，累了的时候，还可以点根烟，半躺在座椅上吞云吐雾。

与赵林这些外地人的畏首畏尾不同，刘义德并不怕交警，他有些能耐大得通天的同行朋友，稍有什么动静，马上就有电话来通知走人，周围的搭客仔都看刘的手势，只要他那个西部牛仔式的甩臂动作一亮起，大家就各自找出路。

但他们怕便衣。有次，刘义德在路上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向他招手，便停在他跟前，结果男人一下把他的车钥匙拧了下来，然后亮出证件。那次刘义德被罚了750元，几乎是他这辆破车一半的价钱。

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这让刘义德患上了神经紧张，除了经常头痛、血压升高外，还染上了疑神疑鬼的毛病，常常觉得四面楚歌，人人皆便衣。在风声紧的那几天，他拒绝了一切男客，后来连女客也不敢搭了，躲回家看电视。

最近几天，刘义德都做着一个相似的梦，大概场景是在一个悬崖边开着摩托车，旁边是白蒙蒙的雾，车速却越来越快，最后坠入漆黑的深渊。每次在大汗中惊醒，妻子总劝他:“别干了吧。”刘义德说:“再等等看。”妻子是个保姆，每月700元的收入还不够一家人吃饭用。

虽然客源减少了，但摩的起步价普遍提高到5元，仍让刘义德的收入保持禁摩前的水平。“一天200元不成问题。”

1月17日晚上8点，步行街灯火辉煌。刘义德接完最后一单生意，准备回家享用妻子做的三菜一汤，刚凑合了一顿面条的赵林则领着5个老乡在街口外守望，像等着与刘义德他们换岗换班。刘义德觉得应该见过他们，只是不知道名字。若是以前，脾气暴躁的他会恨透了这些来抢生意的外地人，巴不得揍他们一顿。

但现在他已经没有这样的冲动了，相反还有点同病相怜。赵林谦逊地把车开到刘义德旁边，然后试探性地像他们一样招手揽客。刘义德假装没看见，拧了拧油门，和一班本地同行绝尘而去。

身后，那些外地搭客仔迅速填充了空位，飘扬的手又成了一片水草。

新的挣扎

赵林的妻子已经连续哭了3天，原因是丈夫没有按她的要求马上换一份工作。

妻子的理由是这样的:邓焕伦事件后，工友们常常说现在交警追人是多么的凶狠，而且专挑外地人来追云云。

赵林说那些人瞎说，妻子则哭得更厉害了，还以带儿子回老家相逼。赵林拗不过，一个晴朗的早上，他照着贴满电线杆的招工广告一家一家地去试。虽然大部分注明只要年轻女工，但赵林仍厚着脸皮去排队，结果每次都遭到揶揄。在一家电子厂，一个年轻白净的小伙子笑他那像一排香蕉的粗手，连螺丝都捡不起，只配去做伙夫。一向稳重的赵林气得拍案而起，扔下一句国骂，走了。

他只好继续开他的摩托车。但他不敢把这些告诉妻子，只是采取拖延战术，说老板叫他回来等通知。

而刘义德没有想过改变，虽然每天都有人在离开——他们大部分响应政策，在政府的扶助补贴下转业，也有些凑了些本钱做点小买卖，或者进厂当司机。到目前为止，东莞原有5万多名摩的司机已成功转业了3万多名。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口，骑着摩托车的刘义德显得越来越突兀。

但不管赵林和刘义德他们愿意与否，这也是一个无法撼动的现实——东莞已计划一年后将禁摩范围从市区扩大到农村，3至5年后实现全市范围无摩托车。也就是说，他们的命运正像日渐干涸的池塘里的鱼，等待被蒸发掉最后一滴水。

东莞的禁摩效应正在迅速显现，第一轮禁摩措施后，东莞官方就发布信息称飞车抢夺案案发率和交通事故分别下降了190和180个百分点，但禁摩至少让30万市民出行不便，成了黑摩的司机的来源。

邓焕伦之死正在平静。在虎门镇政府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45万元人民币，并承诺抚养死者两个小孩至成年之后，邓家选择了对记者保持沉默。

2007年1月18日晚，虎门的气温骤降到7摄氏度，刘义德把今天最后一程留给了20岁的女儿，在步行街做售货员的她用刚发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一条羊毛围巾。感受着从脖子散发的温暖，这个粗鲁的大男人竟第一次在女儿面前脸红起来。

而这个城市的另一角，河南人赵林则把连续工作13个小时的妻子从工厂接出来，凛冽的寒风中，赵林温柔地叫妻子把手伸入他外套的口袋里，然后加速驶向那个能望得见海的出租屋。

在这个忧心忡忡的冬天里，两个素不相识的搭客仔，终于找到一份久违的平静。

(应受访者要求，邓志成、邓锦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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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之“禁”

禁猪:东莞从2002年吹响“禁猪”的号角。先是当年的个体猪场大规模外迁，然后是2005年国营或股份制的养猪场外迁。2007年11月，东莞宣布，从2009年1月1日起，东莞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