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客仔之死:“禁令”下的挣扎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广东东莞报道

39岁的东莞摩的司机邓焕伦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幅画面就是像大鸟般飞出10米高的高架桥，坠落触地，一声闷响。

身后两个骑车的年轻人以一个急刹停了下来。就在此前的数分钟时间里，为了截停这辆疯狂逃逸的非法营运摩的，两名禁摩人员以极速上演了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双方狂奔近4公里后，一个拐弯扰乱了被追赶者的行车轨迹，他毫无缓冲地撞到了坚硬的水泥护栏上。

10米高的桥下，坠落者留下了3摊血、一个头盔和一只皮鞋，手里还死死拽着从车身扯下的把手。2个小时后，邓焕伦在医院停止了呼吸。

时间是2008年1月10日上午9时多，广东虎门，一个因160多年前林则徐销烟而闻名于世的南方小镇。如今，它和它所属的地级市东莞正下尽决心，将69万辆代表着贫穷和危险的摩托车，从富丽堂皇的中心城区中驱逐出去。

而搭客仔邓焕伦，则成了这个城市禁摩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虽然事后当地政府认定他是死于“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外界关于禁摩合法性的争论因此又沉渣泛起，事件更引发当地100多名本地摩的司机自发聚集在政府门前，进行静默式的抗议。

以1985年北京全面禁止摩托车上牌为标志，禁摩风暴在此后20多年间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作为中国中等城市的典型代表，东莞这个位于珠三角腹心地著名的制造业中心，在深陷“禁猪”、“禁电”风波的同时，又开始着手打破长期以来GDP屡创新高却被治安恶名缠身的尴尬局面，与国内其他140多个加入禁摩阵营的城市一样，管理者们将愤怒简单归结到这些方便快捷的二轮交通工具身上，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扫地出门。

但是，市场的需求和谋生的困难，并没有让那些摩的司机们甘愿接受被安排的命运。45岁的刘义德和31岁的赵林，在邓焕伦去世之后，依旧开着摩托，出动。

邓焕伦之死

关于邓焕伦出事前的活动情况，家人唯一能提供的就是那天他不到8点就推车出了门。他已经失业了3个多月。自去年9月1日东莞正式禁摩后，他与这个城市5万多名搭客仔一起，成了被强制消失的一群。

但那天他必须冒险出去搭客，因为急需钱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和修补漏水的屋顶。他居住的新湾，是虎门收入最低的社区之一，这里居民大多是缺乏一技之长的转业渔民，搭客成了最常见的职业。

而在几乎差不多的时间里，邓焕伦20岁的侄子邓锦堂也出了门，在行经虎门广场时，很远就望见在路边等客的叔叔，想着经常能见面，就没有上前打招呼。

这竟成了永诀。

仅仅相隔不到3个小时，邓锦堂却在虎门太平人民医院看到叔叔的另一幅景象——邓焕伦双眼紧闭躺在急救室里，手脚苍白如纸，导血管插满了他的身体。一个名叫阿文的搭客仔告诉他，他的叔叔遭禁摩人员追赶，结果逃走时失控撞车，从10米高的桥上掉下来。

其他亲属纷纷赶到，挤满了急救室的大门，医生对他们说，伤者身上多处骨折，体内也大面积出血，要有心理准备。

不断有医生推门而入，十多分钟后，急救室里一阵短暂的骚动让紧张的气氛陡增。邓焕伦头摆了一下，醒了过来，两个哥哥马上进去看他，邓双眼迷离，嘴巴一张一合，好像用尽所有力气蹦出一句——“我好痛啊！”这成了邓焕伦最后的遗言。

大约中午12时15分，一份死亡通知书被送到了邓家人面前。这个两个孩子的父亲，离世时仅留下3000元的存款和一辆撞得面目全非的摩托。

流言纷飞的小镇

从广东省省会广州沿珠江往南，一段喇叭形河口湾贯穿大半个珠江三角洲，星罗棋布的南海、顺德、中山诸市，是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河湾尽处的伶仃洋，因南宋名臣文天祥的一首七律《过伶仃洋》而闻名天下。

而同样名声显赫的虎门，就坐落在这片海域的北岸，发达的服装制造业让这个小镇繁华如一座中等城市，但这样的富庶还不能惠及所有人，比如正在悲痛笼罩下的邓焕伦一家。

邓焕伦1968年出生在东莞东江一条破旧的舢板上，6年后随家人搬到现在居住的新湾。邓10岁才读书，还是孩子的时候，懂事的他就终日帮父母到山里打柴。

小学毕业后，他就辍学跟着3个哥哥当了渔民。“是一个拉网的好手。”他的大哥邓志成说。外表文静但力气惊人的邓焕伦在海上漂了22年后，于2004年上岸转业，住进了一座残旧的瓦房，因经常失业，偶尔还得靠哥哥们的接济过活。

直至2005年，邓焕伦成了职业搭客仔，但好景不长，禁摩又把这个脆弱的家庭赶到了贫困的边缘。

而现在，这个默默无闻的老实男人，以他的非正常死亡轰动了整个虎门。

邓焕伦停止呼吸2个小时后，“搭客仔被追死”的消息迅速在同行间口口相传。一些认识邓的摩的司机开始向虎门镇政府对面的虎门广场靠拢聚集，通过电话，他们又叫来了更多的本地搭客仔，一些胆子大的还直接把车开到人群里，把油门拧得“呼呼”作响。

当晚，虎门镇政府向媒体通报了事件过程，称1月10日虎门镇综合执法分队组织公安民警和治摩办工作人员在太沙路金洲路口设卡查车，邓焕伦骑摩托车在设卡点前约30米远处突然调转车头逃窜，两名执法人员怀疑该车为非法车辆，随即骑车追赶，一路上还喊话要求他停车接受检查，急于逃窜的邓一头撞上高架桥护栏，摔下天桥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最后，官方认定邓焕伦是“死于一起普通交通事故”。

官方的澄清无助于减弱事件的传播效应，邓焕伦之死成了近段时间虎门市民最热门的饭后谈资。于是，版本各异的事件过程在衍生流传，有说邓是被挤下去的，也有说邓是被踢下去的，更有说这样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人们煞有介事地描述着死者当时的惨况，以及以讹传讹的赔偿数目、越发黯淡的摩托车前景……

同时，网上的评论也在热议，有骂禁摩的、骂交警的、也有骂政府的，邓焕伦事件就像一根导火索，让蕴藏已久的反禁摩情绪找到了宣泄口。此时的虎门，已变成一个流言纷飞的小镇。

还有他们

这一个星期来，45岁的搭客仔刘义德时常怀念邓焕伦这个同行兄弟，他甚至为记错时间而缺席对方的追悼会而甚感愧疚。

刘义德的家也在虎门新湾，和邓焕伦家仅隔了两条小巷，同样是红砖作墙，瓦片作顶，偶尔还会漏风漏水。他们所在的新湾区像一块伤疤贴在虎门的南边，1990年代后期，由于海水污染的影响，居住在这里的渔民纷纷失业，同时，缺乏土地和谋生技能，使逐渐沦为穷人的新湾居民大多走上了搭客之路，他们也成了虎门乃至东莞最大的摩的司机群体之一。

邓焕伦出事后的第二天，刘义德曾想过到他家去看看，但走到半途就放弃了，他想着邓也未必向家人提起过自己。在刘义德看来，邓这个男人很沉默，仿佛天生缺乏幽默感和倾诉欲，他做得最多的就是别人聊天的时候站在一旁附和地笑。

1月16日，邓焕伦事件后的第6天，在家蛰伏了一个星期的刘义德决定出去碰碰运气。他骑摩托车来到最繁华的步行街，在一家肯德基门前，刘与其他8个搭客仔单脚支地，一起向汹涌的人流招手揽客，活像一排生硬的水草。

或者是邓焕伦事件的影响，数天不见的搭客仔们用点头致意取代了往日大呼大叫的粗鲁打招呼方式，连口若悬河的刘义德此时也没有说话的冲动。他只想趁着这片刻的安宁，多搭几个客。

刘义德在这一带颇有点名气，20年前，他是个风光的走私仔，用渔船从香港拉来整箱整箱的录像机，然后以数倍的价钱卖到前苏联，运气好的话一天就能入账一万元。但他好赌，好显摆，加上后来顶风作案，被水警捉了好几次。1997年，家财散尽的刘义德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搭客，以表他浪子回头的决心。

2年前一次偶然的问路，刘义德认识了在附近搭客的邓焕伦，那时候东莞对摩托营运实行统一管理，邓焕伦和刘义德等“正规军”都身穿印有“义务治安员”黄马甲奔走于大街小巷，日子过得很安稳。

2007年9月，禁摩突如天降，一夜间邓和刘摇身变成了“过街老鼠”。在浩大的禁摩风暴中，循规蹈矩的邓焕伦成了吃亏大户，腼腆的他成为交警经常光顾的对象，一个星期的收入还不够交一次罚款。

有一次，邓焕伦当着刘义德的面将一张刚领的罚单揉成纸团，用力扔在地上，然后大吼一句:“还让不让人活了！”刘义德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一时语塞，然后呆呆地望着这个温顺男人在一阵长吁短叹后，又把罚单捡起抹平，塞进里袋。

“他肯定是被逼急了，不然不会跑。”刘义德用屈起的关节咚咚地敲着油箱，以表无奈和愤怒，“兔子急了还会咬人。”

但这种愤怒注定只是暂时的。在等客的大部分时间里，刘义德紧张地扫视着周围的人群，努力判断着哪个像便衣，哪个会突然上前拔掉他的车钥匙。就在两个星期前，刘义德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对他强烈的厌恶——两个合围他的交警把他追了近半个城，在一个斜坡型的小巷尽头，交警把已写好的罚单扔到已成瓮中之鳖的刘义德跟前。这个1米83的大汉，情急之下突然凌空提起车头，硬生生地攀上一个6级高的楼梯，惊险脱身。

搭客仔们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最终还是回到了邓焕伦的事情上，大家感叹着这个倒霉的家庭，数落着那些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禁摩人员。说得兴起之时，一辆闪着顶灯的警车从远及近，刘义德警惕地开动了引擎。

正当刘义德在市区如临大敌时，31岁的河南搭客仔赵林却选择和另外3个老乡在城郊的牌桌上消磨大好的时光。

但他们绝非懒惰。与刘义德他们不同，这些外地来虎门的搭客仔，由于无法给正在开的本地牌照摩托车办过户，随便一个交警或便衣就能将他的坐骑以“人车不符”的名义永远没收。赵林和10多个河南老乡只好白天躲在城郊，入夜才到市区搭客。他们就像一群昼伏夜出的秃鹰，啄食着本地搭客仔遗留的剩肉。

1月16日，虎门新湾旧渔村，4个无所事事的河南人围着一张油光发亮的饭桌，打着一副同样油光发亮的纸牌。10张1元的纸币在四个桌角零星地流动，而入账5元的赵林显然是当天最大的赢家，因此他要请其他老乡吃那些1元一大袋的散装葵瓜子。

阳光照进这群河南人的角落，但他们更渴望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