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把中国视为是一个犹如早期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崛起中的大国。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就要拼命寻找中国崛起对西方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含义。一旦当中国的外交被视为是对西方构成竞争或者威胁时，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化。尽管在很多方面，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或者竞争并不真实，而仅仅是一些人的感知。

中国“走出去”需要能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冲突具有必然性，并且冲突不仅会表现在物质层面，也会表现在价值体系上。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在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之间的竞争。中国和西方之间在价值观的冲突在早期并不突出。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对西方世界实行“请进来”和“接轨”政策。顾名思义，这些政策意味着中国在接受现存国际秩序的同时认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实行“走出去”的外交政策。“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国际战略，而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力量的提升必然导致其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在现代国际社会，经济实力仍然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但如果没有一套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就很难构成自身的软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简单地说，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硬力量的“走出去”需要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软力量来论证其合理性。

现代中国需要加强构造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体系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惧西方强权，在构造软力量方面不遗余力。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至少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种软力量，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是接受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专注于内部的发展，对外实行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政策。在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融合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再强调自身的国际价值观体系，更不用说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国之上了。前些年，当西方一些人热炒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显然保持了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

今天看来，拒绝“北京共识”具有先见之明。尽管中国没有任何意图来从事诸如“北京共识”那样的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东西，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各个主权国家之间通过互动而导致本身或者他国的内部变化，这不能说是干预内政。

中国本身就是在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互动过程中，改变自身的行为。不能说中国没有注意到构造自己的外交话语。很多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努力阐述“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话语，并且在获得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和平崛起”话语已经远远不够。“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本身的行为而言的，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样融入世界体系。当然，这一话语也表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但是，这个话语很难论证中国的“走出去”及其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什么会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