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技大学金融工程系主任刘澄教授认为:“税负高不高要看两个方面，一方面看收的税高不高，另一方面要看返多少。从后一点上讲，中国的税收作为财政返还给民生的比例不高，大多都用于经济建设，而不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

刘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民财富向政府倾斜，使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经济靠政府投资拉动。所谓拉动内需，变成了政府替国民花钱的局面。长期而言，国强民不富会加剧终端消费的不足。”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民众的财政负担主要是税收，非税负担比较小，中国则存在大量的非税财政负担。“考虑到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非税收入，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政府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这个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税费改革统筹解决。”刘佐表示。

北京财税研究院院长曾国祥认为:“我国的正税和准税收(社保基金)相加，宏观税收负担大致在23%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主要问题集中在‘杂税’上，即各级政府发文收取的名目繁多的行政性收费，其中还尚不包括乱收费行为。正税+准税收+杂税，就会形成一个相当沉重的广义的宏观税收负担。”

谁在承受税负

看一个国家纳税人的税负，不仅要看宏观税负，还要从微观上看到底谁在承担，这是衡量税收平等性的关键。对于社会财富，“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均”不是结果平等，而是“政理之均平”，即制度设计合理，财富配置正义。

不久前，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个税“薪金收入”范围扩大，企业发放交通、通讯补贴、支付各项免税之外的保险金，都要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税，这个通知引发了公众热议。众人议论的焦点是:为什么对工薪族盯得这样紧？

对个税细则上的细微改动或完善，似乎让一些人产生了“受迫害心理”。这种心理弱化了人们理性分析问题的兴趣和能力，转而形成条件反射式的愤怒，让税务部门陷入了“凡提个税必被众骂”的尴尬局面。

不仅如此，对富人的收税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为富不税”现象更是千夫所指。有税收专家认为，在当前的分类扣缴制度下，高收入者享受着多源扣除的优势，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而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实行代扣代缴制，反而成为税负最重的人群，有违“多得多纳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原则。

对此，刘佐表示:“虽然有偷漏税的行为存在，税制本身也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并不能说税收的主要负担者就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工薪阶层甚至低收入者。因为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是目前中国名列前三名的主体税种，其收入占全国税收总额的70%以上；对工资、薪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全国税收总额的4%左右，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中高收入者缴纳的。此外，富人纳税也不限于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他们在生产、经营、分配和消费过程中还要缴纳为数可观的多种税费，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和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等等。由此可见，税收调节个人收入、财产和消费的作用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