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起诉书都表明:

湘西州政协原主席向邦礼，担任一非法集资公司“总顾问”，自己参与集资454万余元，介绍亲友集资307万元。

前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在任凤凰县委书记和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期间，在工程建设、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和旅游项目开发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201万元，带头参与非法集资200余万元。

滕万翠生于1959年，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人，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土家族女干部，案发前在湘西州委常委中排名第四。

据湘西州政府有关人士介绍，滕万翠生性胆大，善于接近领导。滕本人早年曾被招工进入凤凰县粮食局粮站，后转为干部。此后，滕以其少数民族女干部的身份走上仕途，长期在凤凰县担任要职。

湘西州人民政府前副州长、巡视员黄秀兰，涉嫌参与非法集资507万元，获取高额利息240余万元；担任非法集资公司顾问，组织、介绍他人参与非法集资3811万元，收取顾问费19万元、返点费和“业务费”215万余元。

该案的多份上级调查报告表明，另有多个要害部门的多名科、处级官员参与非法集资的运作。包括:湘西州地方海事局原局长、原凤凰县委办公室某副处级干部、州发改委社会发展科原科长、州政府办城乡建设科原科长、州质量技术监督局原某正科级干部、州经委政策法规科原科长、州经委原某正科级干部、州国安局原某正科级干部等。

众多官员的参与，使非法集资成为湘西的全民狂欢。

“融资”最终定性为非法集资

有了众多地方要员的支持，各地产开发商自然敢于大胆宣传和大肆运作。

从2004年开始，荣昌集团就制订了奖励措施，每万元集资款按存期不同给予奖励200元至1000元不等。

而三馆公司，2008年3月时，经营就已经非常糟糕。但为了蒙蔽公众，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该公司董事长曾成杰还带领一支人马赶赴地震灾区进行“救援”，通过媒体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给集资群众造成 “形势一片大好”的错觉。虚假宣传的背后，是集资利息的一路飙升。月利率3%，5%，8%，12%一路上扬。

进入2008年，这一数字背后更为现实的场景是:投入1万元，每个月便可以得到1200-1500元。很多农户的征地补偿款、市民的养老金，都被投了进去。

湘西的许多集资人转瞬间便迎来了“好日子”:茶楼、咖啡馆、洗浴按摩中心等休闲场所雨后春笋般出现。

没有人会想到崩盘在即。

2008年8月，中央调查组到湘西，要求处理问题。

2008年8月中旬，吉首市一副市长在民族影剧院大会上发言，表示吉首房地产商集资要“软着陆”降息。

看出端倪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家属迅速抽逃。其中之一就有原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等人。挤兑由此发生。

2008年9月3日，吉首福大房地产公司(简称“福大公司”)部分集资者因无法收回集资款到州政府上访，并一度造成交通堵塞和火车延误。

此次事件在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徐宪平的先后处理下平息。

但是到9月22日－24日，又起波澜。因三馆集团无力偿还本金，数千人到湘西自治州政府门口抗议。此后一天出现围堵州政府大门、堵塞市内交通、掀翻车辆、冲击火车站、堵塞铁路等群体性行为。

集资者的抗议理由是，集资从来都是政府在鼓励和倡导的。公认的事实是，在融资危机爆发前，政府的态度一直是默许。融资规模最大的几家房地产企业，接纳融资与派发利息的办公室都是公开的。公司在各种公开场合，不断获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信得过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等称号。

在融资规模最大的荣昌集团，融资客户2004年起还持有一本盖有“湘西自治州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和“荣昌公司投资协会”两个印章的“投资协会会员证”，会员证还需年检方可续签。

2008年9月26日，“融资活动”被最终定性:非法集资。群体性事件亦在公安和武警大规模介入下得以控制。

其时，地方政府的责任被撇清。公开的材料称，“这些企业除了艺苑文化娱乐公司外都是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合法企业，政府及领导干部参与企业的活动并不能说明企业的非法集资就合法了。”而集资户的责任被强调为“集资户不了解非法集资的特性，不知道集资存在巨大的风险，是说不过去的”。

不久，处理办法出台，清退方案出笼，一系列相应措施被采取。9月28日，公安部门称，共抓获60名涉嫌打砸抢的违法犯罪人员，其中仅有2人参与集资，其余58人均系社会闲散人员。南方周末记者所看到的当时一份起诉书称:打着锣带头的唐永祥“患有中度精神发育迟滞”。

一场“三无人员”大清查和“打黑除恶，缉枪治爆”集中行动也同时开展。整个自治州还开展了“万名干部下基层，排忧解难促发展”活动。

《团结报》上说:当今时代，“稳定是品牌，稳定是资源，稳定是效益，稳定是第一环境”。

“辉煌”后的推手

事发后，上任十个月的州长徐克勤被免职。

湘西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州政府和驻州各银行负责人召开的州银座谈会上称:过去，我州由于缺乏正确的金融知识，没有树立诚信的贷款担保意识，企业没有找到合适的融资方式，最终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

然后，也有当地官员认为，整个集资案更像是地方政府官员与开发商的“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