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部长助理介绍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复苏方面为匹兹堡峰会所做的政策准备。他说，G20匹兹堡峰会是在世界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挑战，推进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举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主要讨论了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议题，并就以下几方面达成了共识:

一是关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及“退出战略”。会议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出现了企稳迹象，金融市场逐步趋于稳定，但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仍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信贷融资活动仍然低迷、结构性失业风险增大、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等方面。各国仍应将确保经济平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结构，扩大就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会议认为，对“退出战略”应持谨慎态度，以免向市场发出错误信号，只有当全球经济复苏基础牢固时，才可考虑撤出目前的非常规财政货币和金融支持政策。

二是关于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结构改革和增资。会议强调，应按照伦敦峰会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加快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会议强调应确保新增资源重点用于支持低收入国家更好应对危机和促进发展。

三是关于完善金融体系。会议强调，应进一步改善宏观审慎监管，降低金融体系顺周期因素的影响，并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和危机处理。重点加强薪酬管理，继续推动打击不合作辖区，并进一步完善现行国际会计准则。

朱光耀说，中方在会议发言中介绍了中国当前经济情况，强调中国政府采取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已取得明显成效，经济企稳回升，但是基础尚不牢固。下一步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巩固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从危机走向复苏的关键时期，世界各国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

郭庆平行长助理介绍了中方落实G20伦敦峰会共识的有关情况和匹兹堡峰会的热点问题。关于伦敦峰会落实情况，他说，一是中国加入并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国际机构的活动，充分反映中国在国际金融标准制定中的意见和要求。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后，中国通过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组织架构的讨论、全球金融规则制定、早期危机预警演练、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等工作，充分反映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在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稳定方面的要求。近期，中国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指导委员会和脆弱性评估委员会、监管合作委员会以及标准执行委员会三个常设委员会成员，同时被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支付与结算系统委员会（CPSS）接纳为正式会员，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及重要国际金融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二是积极参与国际危机救助。在G20伦敦峰会上，20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并增发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中方在权利与义务平衡，分摊与自愿结合原则下，积极支持基金组织扩大融资，宣布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的基金组织债券。此举有助于增加基金组织的可用资源，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有助于实现储备资产的多元化。三是积极参与国际机构的贸易融资计划，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建设，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中国积极履行了购买世界银行15亿美元私募债券的承诺。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了6．2亿美元的贸易融资。人民银行与6家中央银行或者货币当局签署了合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此外，我们积极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2009年5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三国就建立总金额达1200亿美元储备库问题达成一致。近期，为便利区内贸易及投资发展，我们加快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进程，有关试点工作已在上海和广东展开。四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工作，启动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工作。五是加强金融监管及国际合作，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关于匹兹堡金融峰会的两个热点问题，郭庆平说，一是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增资。当前的重点之一是基金组织结合份额增资改革其治理结构。我们认为，基金组织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增资是其解决资金不足的根本途径，也有利于改善其治理结构。我们呼吁各方尽快落实G20伦敦峰会达成的共识，明确下一次份额增资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在显著充实基金组织可用资源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更大幅度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总的来说，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需以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总体目标，以推进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为首要任务。匹兹堡峰会应进一步推动形成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具体目标，以保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享有平等投票权。同时希望在基金组织高级管理层中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人员的比例，以使管理层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履行职责的合法性。二是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方主张加强危机预警，改进全球和各国金融体系脆弱性评估，关注国际货币环境变化、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增强金融机构的资本、提高流动性，实行稳健的分红和薪酬管理，提高单个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降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建立全球一致的国际监管原则体系，加强对未监管市场和产品的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和危机处理，形成监管合力；完善并推广有效存款保险体系核心原则和投资者保护机制，建立金融机构有序退出机制，降低道德风险。

上述官员还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在海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