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人民法院不是对所有的死刑案件中的附带民事部分都进行调解，而是要依法进行调解。对于涉及恐怖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案件，以及对于犯罪手段十分残忍、危害后果十分严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和民愤大的案件，即使被告人一方愿意赔偿，法院也绝不会仅因其依法赔偿而考虑从轻处理。

只有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引发，事出有因，或者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依法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人民法院才会主动进行调解。在调解前，首先我们要认真审查案件事实，考察被告人在案前、案中、案后的表现，分析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其次，我们要征求被害方的意见，只有被害方同意调解的，我们才能予以调解。在调解中，我们会充分尊重双方的意见，特别是被害方的意见，自始至终要贯彻双方自愿原则。因此，绝不是犯罪后拿了钱就可以不判死刑，赔偿仅仅是调解后获得被害方谅解，依法从轻判处的多种因素之一。

很多案件，被告人激情杀人后痛悔万分，被告人家属也很想去安抚被害人的家属，但是又没有这个勇气。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调解的实现，为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搭建起沟通、化解矛盾纠纷和宿仇的桥梁，是对社会创伤必要的复原，是在刑罚适用基础上，对被害人及其家人的一种物质慰藉，心灵上的安慰，淡化复仇之心，也是对案件处理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保证。这与“花钱买刑”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金钱不是万能的。

严格控制慎用死刑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法制日报》记者:伴随着死刑复核权的收回，有人说，中国司法从此进入了“少杀慎杀”时代。但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杀人偿命”观念根深蒂固，在中国短时间内不可能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在法院的法官尽最大努力调解，被害人家属仍然情绪激动，坚持要求必须“杀”的情况下，我们能否考虑出台更有效的政策，既能让被害人家属受伤的心灵得到平衡和抚慰，又能让被告人的人权得到极大的保障呢？

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不仅仅是要求司法机关严格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适用死刑，保障适用死刑案件的质量，更是要求司法机关尽量少用死刑，即“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在中国目前废除死刑不现实的情况下，以司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是一个重要方面；此外，通过修改完善立法，健全我国新时期刑罚制度，加强立法控制的力度，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加强文化和法制宣传方面的建设，促进传统观念朝现代法制和法律意识积极转变，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通过综合性工作，党和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方能有效贯彻执行，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法制日报》记者: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并倡导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您对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如何认识的？在死刑的司法适用和立法改革中，应该如何贯彻落实该刑事政策？

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中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并倡导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此，要有全面和正确的认识。不能因为文件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不是刑事立法和刑罚执行方面应当贯彻的政策，从而否定其基本刑事政策之地位。

文件之所以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主要是针对刑事司法这个刑事法治的关键环节而言的，重在强调我国的刑事司法工作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该刑事政策不但应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得到充分的贯彻，在刑事立法和刑罚执行中也都应得到全面的体现。

在我国目前立法还不能废除死刑的前提下，应本着宽严相济之基本刑事政策，积极贯彻“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具体而言，应该进一步完善和严格把握死刑适用条件，重视死刑缓期执行对于实现“慎杀”政策的积极作用。本报记者 蒋安杰 孙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