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北京市将有2016名大学生“村官”从1853个行政村结束三年任期。他们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有人将他们比喻成新时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再过三个月,是考上研究生或公务员、找工作,还是续签,他们将重新作出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
履职三年,“新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农村又改变了他们什么?3月19日,本报记者特地探访了一名大学生“村官”,听这个地道的北京籍城里孩子,讲述在房山区做村官3年的酸甜苦辣以及对未来的忐忑不安。
从“去与不去”到“走与不走”
位于北京远郊的房山区东北部的青龙湖镇石梯村,因为京石高速路的贯通,与北京城区的车程一个半小时。毕业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吴琼现在是石梯村的村支书助理。
上午9时,走进石梯村,记者打听吴琼的住处。“我知道,跟我走吧!”村口的大婶很热情地带路。刚到村委会办公楼门口,大婶喊了一嗓子:“大学生,有客人来了。”只见一个穿套头帽衫、黑色牛仔裤的“小平头”跑了出来。他向记者伸出双手,用力一握:“我就是吴琼”。
吴琼的宿舍紧邻村支书的办公室,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两张单人床上被褥叠成了不太标准的“豆腐块”,两张简易桌子上除了一台电脑外,还堆满了文件及肥皂等生活用品。他与另外一名村官、来自浙江宁波的卢胜辉合住在这里。
吴琼今年25岁,家住木樨园,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一直都生活在城市中,所学的专业也是和农业毫不沾边的青年教育。2005年12月,吴琼在学校的告示栏里看到招聘“村官”的消息。经过了笔试、面试后,吴琼成为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你是北京人,又不要解决户口,考‘村官’干吗?”吴琼没有理会同学的疑问,还是兴高采烈地把考上“村官”的消息告诉了父母。
本以为父母会高兴,没想到他们的脸色却沉了下来。“妈妈告诉我,农村工作不是三五年就能出成绩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三年任期结束后还将重新择业。”母亲的话让吴琼有些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去还是不去在他心中反反复复了许多次。“那时候,薪水是多少不知道,当支书助理和主任助理究竟要干啥也不清楚。”吴琼把选工作比成找女朋友,“可以不找,但是不能让自己腻歪。”三天后,他满脸笑容地“出关”了。“我打算试试。对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挑战,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触基层工作,还可以开阔视野,积累经验,这样才能实现我自己做CEO的梦想。”
3年后,母亲的话得到了应验,当了三年“村官”的吴琼果然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而自2008年下半年起,每次周末回家,母亲唠叨的话题不再是抓紧找女朋友,而是变成“想找工作还是留下?”吴琼的回答总是“让我再想想。”然后便低头不语,逃到自己的小屋,戴上耳机把音乐声调到最大。“每次回家都要问我是走还是留,我自己都还没想明白呢。”
当初不知农村 现在害怕社会
将近12点,吴琼开始忙活午饭,一旁的卢胜辉还没等第二个菜上桌,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吃起来。三年前,吴琼连炒鸡蛋都不会,“现在做10个菜没问题,红烧肉最拿手了。”
招商引资、创建工厂、发展商业……几乎每个大学生“村官”都是带着“改变一方面貌”的宏伟理想上任的。“但实际工作开展以后,我们逐渐明白,农村工作实际上就是从身边的琐碎小事做起的。”吴琼刚到村里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插不上手,只能做些沏茶倒水、接待客人、打印文件之类的事情。“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和务实,静下心来学习和调研。”
吴琼坦言他不喜欢“村官”这个称呼,“我们不是官,至少我没有把自己看成官。我在这儿啥活儿都管,民调治保、招商、写工作报告,甚至连计生都要管。”吴琼还记得第一次敲开村民家门送计划生育宣传册时的尴尬,他低着头把宣传册塞给村民后,只是笑笑便匆忙离开。吴琼说,大到村子的建设、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小到婆媳关系、邻里纠纷、民生民情都需要了解,“有的时候村民家的猪丢了,都会来找村干部。”
石梯村是一个只有400多人的小村子,却因盛产核桃而远近闻名。去年,石梯村要在一块近72亩的梯形山坡上种满核桃树,“每天都在计算,这么大的面积能种多少棵树,要用多少费用。”吴琼和村支书拉着20米长的皮尺,边量边记。现在,核桃林已初具规模。
“这孩子真不赖,干活儿还负责任,村里大事小事都少不了他们。”石梯村村民翟士德没事就喜欢到吴琼这边来坐坐,接受点“新东西”。三年时间,吴琼的“村官”工作已经得心应手,在村里下户时,他总能听见村民热情地招呼“大学生来了啊!”吴琼感慨地总结:“在农村生活了3年,生活的圈子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却害怕会很不适应城市生活。”
记得今年春节初四那天同学聚会,与身居城市的其他同学鲜艳另类的服装相比,整天钻核桃林的吴琼外表显得“土”了些。同学们七嘴八舌开始点菜,吴琼起身伸出右手说:“大家静一静,我对点菜有三点建议。”此言一出,同学们扔下菜谱纷纷转头对着吴琼大喊:“你太官味十足了!”十几人围在一张大桌前,讨论着网游,吴琼插不上一句。“开吃前,他们集体鼓掌说‘请吴书记发表祝酒词’。”吴琼摇头苦笑着,“其实我可能只是比其他同学多了些总结归纳的能力。但不到3年,我开始有点跟不上他们的变化了。”
续约最保险 边找工作边充电
3月20日早上7点半,吴琼背着书包,抓着从公交站旁小摊上买来的早点,急匆匆跑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第一阶梯教室。进门后,吴琼直奔第一排,趁着上课前的一点工夫,左手拿着豆浆,右手压住课本,抓紧预习新课内容。
9点,天阴沉沉的,满满当当的100多人,窒息得让人恍恍惚惚的。课堂上有的同学已经昏昏欲睡,而吴琼手中的圆珠笔仍在笔记本上发出“刷刷”的响声。“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睡觉,现在这些孩子和我以前一样,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想要什么。”吴琼开始用“孩子”这个词来形容“85”后的学生。
每到周末,吴琼都要坐车3个小时往返于首师大,“在那儿考了专升本的法律专业,给自己充充电,以便在找工作时不落下风。”据悉,在青龙湖镇的18名“村官”,大部分都像吴琼一样来回奔波于英语与政治等不同补习班之间。
吴琼做CEO的梦想恐怕要推迟了,去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报纸上一个又一个破产、倒闭和就业难的话题让他越来越郁闷。“现在的企业都纷纷裁员,我能到哪儿找工作呢?”闲下来的日子,吴琼开始动手制作简历,“村官”经历成为简历中着墨最重的一部分。“当村官能得到实践的锻炼,但最终还是要走向社会的。目前我们只能在等待中寻找机会。如果有专门面向‘村官’的专场招聘会该多好!”
除此之外,考研、考公务员和续签,三条出路摆在“村官”面前,“虽然考研和考公务员会优先考虑,但是很少有人在离开学校三年之后还能重新考回去,到底选哪条出路谁都说不清。大部分‘村官’还是准备考取国家公务员或是找工作,同时也都抱着续约一年的准备。目前的就业形势下,续约可能是最稳妥的。”
吴琼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元。这些工资由财政统一补贴,另外村里包住,还有一辆他戏称“专车”的二八自行车。“一般村干部的工资比大学生‘村官’要低500元到1000元,我们这个收入和他们相比也不算低了。”卢胜辉说:“我们在村里,平时基本上也花不到什么钱,这个工作还能解决北京户口,我觉着是一个挺好的选择。”(赵喜斌)
调查雷达 今后5年10万大学生将当村官
大学生“村官”似乎是近几年才冒出的新生事物,其实,1995年江苏省就首次选派“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走向广阔的农村。
到2004年,浙江、河南、广州等10个省市相继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2006年2月,中组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目前,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
截至2008年,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总数已达到8600名。中组部等部门从去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大学生”和“村官”两个以前不搭界的名词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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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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