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在北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既反映了西藏社会的变迁，也折射出藏汉两个民族的融合

本刊记者/蔡如鹏

2月22日，北京西藏大厦十层大宴会厅，人们忙碌着为即将到来的藏历新年做着准备。3天后，2月25日，是藏历新年的大年初一。

宽敞的宴会厅张灯结彩。餐厅服务员把各式各样的“卡塞”(一种油炸的面食)摆上餐桌，身穿藏族传统服饰的舞蹈演员在台上排练节目，几个小伙子则在一旁为铺满青稞、插着五彩麦穗的吉祥斗挂上彩灯。

酒店餐饮部经理扎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里第二天要举办一个新年茶话会。

坐落在北京亚运村的北京西藏大厦，是一座具有浓郁藏式风格的建筑。这座建筑建成于1997年，是中央第三次援藏工作会议确定的62个援藏项目之一，由北京市对口援建。现在作为一家星级酒店，西藏大厦已成为西藏人在北京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同时也是他们向外展示藏族文化、民俗和经济发展的一扇窗口。

扎西来北京已经14年了，她的丈夫也是藏族人，现在他们一家都生活在北京。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她周围，像他们一样在北京安家的西藏人还有很多。

扎西的丈夫叫旦增伦珠，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一位社会学家。这些年，他一直在研究“藏人在北京”这个课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既反映了西藏社会的变迁，也折射出藏汉两个民族的融合。”旦增伦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从僧官到藏商

著名的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西藏人口与社会问题。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天在北京的藏族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在国家机关和各类学校工作、学习的藏族干部和学生；在京经商的藏族企业家以及他们雇佣的藏族服务人员；来京做小买卖的藏族流动商贩。

“第一类藏族人在北京的时间最长，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末，而后两类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形成的。”马戎说。

这些藏族人到北京的时间虽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1951年以后，一些藏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开始陆续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国家机关任职，并逐步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出版社、国家翻译局等事业单位工作。

“但那时来京的藏人，仍以藏族贵族和上层人士为主。”旦增伦珠说，“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后，成千上万的翻身农奴及其后代，才有机会来北京。当时，他们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

此后几十年，在北京的藏人，一直以在京工作、学习的藏族干部和学生为主，直到改革开放。

“这类在京的藏人文化程度较高，工作固定，数量也很稳定。”马戎说。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当时在京的西藏人有820人。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一些藏族企业家积极投身其中，开始把富有藏族特色的物品，如藏药、藏饰工艺品运到其他省份卖。如今，他们中有不少人已在北京站稳脚跟。

马戎曾对1965年至1994年，西藏与其他省份间人口的迁移情况做过研究。他发现，1981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西藏省际迁移的总趋势从迁入变为迁出。“也就是说，走出去的人开始多于走进来的人了。”

“1992年后，越来越多的藏人到北京经商。”旦增伦珠说，“他们的经营范围也从最初的零售业，逐渐扩展到餐饮业、手工业。北京街头开始出现各种藏式餐吧和一些制作藏式木器的家具店。”

这些藏族企业家往往习惯于雇佣藏族人，因此这类藏人的数量开始逐年攀升。根据1990年和2000年第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当年在京的西藏人分别是1329人和2920人。

近些年，在前两类藏人的基础上，北京又多了一批藏族人——做小买卖的流动商贩。他们没有固定商铺，主要在路边贩卖唐卡、虫草、虎骨等物品。据旦增伦珠调查，这些藏族人数量在几百人上下，主要来自邻近西藏的四川省黑水县。

由于缺乏最新的统计数据，现今藏人在北京的准确数量仍不清楚。不过，旦增伦珠估计“应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