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觉得北京的天地是何等的宽阔，他坚定地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挥才华的地方；他不愿意将藏族生活神秘化，他试图用最日常的眼光去打量藏族文明

本刊记者/刘炎迅

“色泽灰暗，却有着古铜的坚韧；举止迟缓，却有着岁月的安稳。我听到了那些最亲近的词汇，那清泉一样流动、岩石一样沉静的语言，我的母语，熟悉地向我走来。我被震撼了，这是我和所有像我一样的本族儿女所看到的第一部母语对白的影片，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等可是百年啊！”

这是对《草原》的影评。作者说，透过短片，他看到了万玛才旦电影世界的无限。

2009年2月20日下午1点，万玛才旦和助手一起，带着自己的新作品《寻找智美更登》去了一趟电影局。

在北京

《寻找智美更登》早在2007年10月20日便拍摄完成，前后历时54天，剧组转战藏区多地取景，“吃了不少苦”。

《寻找智美更登》是万马才旦继《静静的嘛呢石》之后的第二部藏语故事长片。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讲述一个电影摄制组去藏区寻找将要拍摄的一部影片中扮演王子智美更登的演员的过程。为寻找一位适合角色的演员，他们走访了许多跟藏戏有关的村庄、寺院、藏剧团，几个不同的爱情故事随着寻找演员的过程徐徐展开。

万玛才旦说，这部片子最初是2小时50分钟，第一次送审，就被“砍了20分钟”。有领导说片子开头的节奏太慢，不好看，“于是几乎整场地删除了”。

他半个身子隐没在阴影里，淡淡地说。

万玛的片子，喜欢使用长镜头，没有过多的修饰，追寻纪录片似的写实风格，节奏舒缓，不刻意强调显性的戏剧冲突，而是着力刻画内在的某种冲突感。他的第一部剧情短片《静静的嘛呢石》便是如此，这导致观众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后感。几乎所有的藏族观众都热情地追捧，而一些汉族观众则完全不喜欢，认为影片拖沓无趣。

万玛不愿意将藏族生活神秘化，他试图用最日常的眼光去打量藏族文明。

万玛才旦说，目前的少数民族电影流于表面化，太肤浅，缺少真正的民族视觉，不少电影仍然是“汉族视觉”，并流露出某种先天的审美偏见。他认为这种现象只是关注了一些外在的东西，对核心的东西理解不很透彻，只看到枝干和叶子，没有看到根。所以需要少数民族自己的剧作家、导演和其他电影工作者，需要用一种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视线来审视。

万玛认为，还是镜头最有说服力，拍出好的藏区影片要比无谓的争辩好上千倍。

为什么要来北京

“只有来北京才有机会。”万玛才旦说，声音一如既往的轻。

机房里光线很暗，这位40岁的藏族男子斜坐在一张弹簧椅上，目光透过镜片，显得柔和。

机房只有9平米，隐藏在中国农科院内一幢商务楼的3层。在北京，这里所在的海淀区，聚集了最好的大学、影视公司和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机构。

机房正中，放着一台录音剪辑的设备，一台巨大的显示屏高高地挂着，几乎盖住了整面墙。靠门的墙一侧，放着一张红色的沙发。万玛才旦此刻坐在沙发对面的椅子上，面含微笑，但不说话，他习惯“回答”甚于“发问”。

这个藏族男人，离开家乡，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生活了多年，忙忙碌碌，几乎全是关于电影。

万玛才旦的家乡在青海境内。那时的藏区，和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一样，到处是红卫兵，到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寺庙里佛像被推翻砸烂。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唯一让他感到温暖的是，可以从废品收购站偷外国小说来看。他开始喜欢上文学。

文革末期，万玛在寺庙里读完了小学课程，也开始接触到一些影片，比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佐罗》什么的，都让我惊奇。中学到了县上，看了好多国产电影，初中时，我已经看了两三百部电影了。”那时的万玛从未出过藏区，大量地观影，让他较之同龄人更早地熟悉了异域异族的文化和传统。

万玛曾经就读于青海省海南州民族师范学校，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任小学老师，不安于现状的他在几年后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毕业后，他接受了学校分配，成了藏区一名公务员。每天做着琐碎而无聊的事情，“与理想距离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