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贵州瓮安，一警察望着被烧毁的公安大楼 ◎供图/IC

当事人受访 瓮安官员“全陪”

■当地政府部门组织十几名老师在网上反击谣言

■提供给记者的《简报》被有意过滤

◎ 口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王维博 ◎文/《青年周末》记者 马军

贵州瓮安少女“非正常死亡”个体事件，在一周时间内演变为围攻县政府大楼的“打砸烧”恶性群体事件。如果政府信息始终公开，这件事会发生吗？记者王维博为此前往瓮安当地调查，在10多天的采访过程中发现:

记者不在当地部门登记就不予采访配合；死者家属和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被当地干部全程“陪伴”；提供给记者的《简报》被有意过滤；当地十多名教师被组织起来，到网上集体跟帖引导舆论……

“有进步的是，对此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当地官员也开始反省。”王维博对《青年周末》这样说。

◎面孔

王维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媒体从业6年。

◎声音

“监控”、“封堵”，这些词汇是对媒体旧有的思维习惯。

■记者不登记不予配合采访

7月3日晚到瓮安，我到的第二天，县委书记和县长就被免职了。

在距离瓮安县城两三公里处，有一个收费站是进瓮安的主要路口，站内专门用红纸贴了一个告示牌，上面大标题写着:“欢迎中外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接待电话和手机号码都在最下面赫然在目。

不过我们并没有拨打那些联系电话，而是按照过去我们在做新闻调查中通行的做法，直接进城，准备去找当事人。

在瓮安城里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挂红袖章的巡逻人员，一些主要街口都站着武警。多处都挂着横幅，上面写着:媒体记者朋友们，你们辛苦了！等等。这些标语都显得很热情，至少表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一种姿态。

但是，采访被要求出示采访证。这个采访证是“628事件处理小组”发的。记者到该部门登记“认证”之后，会领到一个采访证。如果没有这个证，很多地方都不接待采访，尤其是在政府官员这一块。

一开始，我们没走这个程序，没办这个证，导致在采访中阻力很大。到死者家属所在的玉华乡后，当地干部就层层盘问和阻拦。我们拿着自己的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都不行。在死者李树芬的家里，记者遇到了县委宣传部的人，跟他们理论了一番后，他们才勉强同意让家属接受采访。

第二天，我们赶紧赶回县上，把这个证办了。这个证一方面确实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保障，但另一方面，应该也是为了便于他们掌握媒体记者的采访对象和采访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