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公务员”的28岁厅级干部一见诸媒体，便引起了人们对“干部年轻化问题”的热议

我想变得更年轻点

我想变得更精神些

干部年轻化政策的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主持人:我们知道，干部年轻化这一政策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王璇(中央党校研究人员):领导干部年轻化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小平同志就曾经讲过，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干部遭到迫害，被迫离职离岗，甚至下放到农村。“文革”结束后，回到领导岗位的同志很多已经是花甲之年，年龄偏大、青黄不接等问题非常突出。能不能将党的事业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培养接班人是关键。那个时候，陈云、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极力倡导干部的年轻化。陈云同志将成千上万地提拔优秀年轻干部作为当务之急，邓小平在那篇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倡议，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小平同志还提出干部年轻化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的思路。

干部年轻化政策，为党的干部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党的人才建设事业打开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主持人:如何看待这一政策的重要意义？

尹保云(北京大学教授):干部年轻化政策，它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个政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当时，为了保证改革开放路线得到理解和贯彻，迫切需要把具备高学历、新知识结构、新观念的人提拔上来。如果当时没有及时地采取这一政策，很难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走到今天。除了这个历史意义外，干部年轻化还有顺应代际交替规律的意义。年轻人一代接一代地成长起来，他们要承担角色、要在社会中攀升，从而形成巨大的竞争张力。这一规律性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因此，比较成熟的政治体制都有吸纳年轻人的机制。比如日本的自民党，它内部年轻人上升的张力很强，但其体制也具有弹性，能够吸收一些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加入领导层，从而保证了自民党的稳定性。

王璇: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领导干部年轻化不仅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不断地政策化、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党的干部队伍，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不断打开，党的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中央，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家，平均年龄大约是62岁，而习近平和李克强同志只有54岁和52岁。在地方，“50后”成为中坚力量，“60后”也争先亮相政坛，大量涌入领导决策层，干部领导班子配备上呈现出了“4、5、6”的三级梯次格局，即:既有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60岁左右)，也有50年代出生的(50多岁)，还有60年代出生的(40多岁)，形成了老中青搭配的格局，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领导干部年轻化战略构想已基本实现。

“老中青三结合”是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概念，对之应动态分析

主持人:在干部年轻化政策中，有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提法，怎样认识这一提法？

尹保云:这一提法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所谓“三结合”也就是说有不同的年龄层。发达国家中存在着一种“三结合”的自然趋势:民主选举是不顾年龄的，由于在各个年龄段都分布有人才，所以，三结合也反映了人才的自然规律。由于体制不同，我国不存在这种自然趋势，“老中青三结合”是人为制定的目标，在具体工作中有的地方常作生硬的理解，机械地规定老中青的比例。并且，随着干部年轻化的推进，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最后干脆就不再提了，口号也几乎被人们忘记了。

另外，“三结合”有一些重要特点，忽视了这些特点就会导致概念模糊:其一，三结合主要适合地方党政班子，即省、市、县、乡的党政领导班子。学校、军队等单位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比如，军队专业化强，而且相差一年就分出“老兵”和“新兵”。在没必要的地方搞三结合，只能导致其官场化，削弱这个部门的现代性；其二，现代社会的三结合原则对年轻人的年龄下限有要求。不是越年轻越好，而是年轻人必须达到某个年龄以上才行。日本自民党领导层的“年轻人”也是很不年轻的。在美国，80岁以上还可以参选总统，但不满45岁者却没有资格。这里面有科学依据。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人的成熟需要时间，过了30岁方可说脱离年轻幼稚，过了40岁方可说成熟。因此，即使是基层的乡政府，其党委书记和乡长的年龄也是需要有下限的，至少要达到一定的成熟年龄才行。最近，有的地方领导竟然呼吁提拔20多岁的县长。中国有的县上百万人口，比世界上有的小国家的规模还大得多，一个20多岁的人连性格还没定型，怎么可能胜任这样的岗位？这样忽视人才成熟规律，即使强调“老中青三结合”，同样也会朝扭曲的方向发展。

有人认为，干部年轻化是一个“永久性任务”，也有人认为，干部年轻化早已经“搞过了头”，怎样看待这些观点

主持人:随着干部年轻化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实践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争议。目前，社会上对干部年轻化问题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干部年轻化是一个“永久性任务”，需要“胆子更大、步伐更快”地提拔年轻干部；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干部年轻化早已经“搞过了头”，造成太多的问题，应该“立即纠正”。怎样看待这些观点？

尹保云:众所周知，干部年轻化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广泛赞同，对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但目前出现的分歧也说明，随着时间变化，这一政策遇到了严峻挑战。我认为，干部年轻化的问题是一个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我们站在现代化的高度来加以认真的反思。

在用人原则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很大差别。传统社会是“先赋取向”的，而现代社会则是“成就取向”的。所谓“先赋”，指的是家庭出身、年龄、性别、相貌等，这些是自己不能选择的条件；所谓“成就”，指的是业绩、能力、作风、道德品质等，这些是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而获得与改变的条件。在传统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有出身于名门望族者和年长者才能承担国家要职。这种标准不仅不公平，也严重地压抑了社会竞争力和创造力。而在现代社会，谁更有能力、更胜任岗位工作就用谁。这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也调动了更多人的潜能，使社会充满竞争活力。“成就取向”的用人标准，适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性质，是新的社会活力、和谐机制及道德秩序的一个重要基础。而“先赋取向”则是产生社会不公平、矛盾冲突、社会惰性以及价值观扭曲的一个重要根源。

按照这一原则，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片面推行干部年轻化政策的做法显然属于“先赋取向”的范畴。因为，它对年长者的排斥与传统社会对年轻者的排斥一样，均依据年龄这个“先赋”条件，是典型的特殊主义标准，与现代社会的构建原则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