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接触的官员对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理念都有普遍的认同，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这点上比较一致，分歧主要在于怎么操作、步子该迈多大。

二十多年前，这些话题在学员间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当时有学员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可以办企业，还因此跟老师们争得面红耳赤。

“学员是党校的上帝”

“学员是党校的上帝。”靳薇说。作为官员之师，中央党校的教员们面临着非同一般的压力。

每次课前，坐在下面的省部长、市长拿着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教员的教态、理论观点表述等逐项评分。

省部级的学员往往比较宽容，中青班和理论宣传班的学员思维最活跃，对老师也最挑剔。曾有人在课堂上强烈反对老师意见，最后把老师轰下去，这节课这位老师只拿到100分中的37分。也有人因为老师的一句话不对自己口味，把老师告到教务部。

在目前的评分体系中，满分10分，低于九分就是教学事故。事故发生后，教研部将召集有关教员开会总结教训，讨论如何整改。

谢春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校每学期结束时都会公布学员对教员授课的评估分，教学评估简报发到各个教研部、室。他们教研部也有规定，教员教学评估分低于各班平均分的，将被暂停在该班讲课。“竞争相当激烈，要是排名落在别人后面，面子上也过不去。”他说。

沈宝祥教授介绍，评分是这几年实行的新措施，他在党校任教期间，还没有这么严苛的评价机制。

除此之外，讲课的分寸也不好把握。“课堂有纪律”是教员必须谨记的诫条。这五个字在中央党校有特殊的含义：讲课的内容不得有违中央的基本精神。

要做到这点并不难。“这里的老师对中共执政理念是认同的，关键在讲课的艺术和策略。”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徐祥临教授说。

但是，在中央党校教书，容易陷入非“左”即“右”的评价。学员中也有两极化的情况。有人思想开放程度超乎教员想象，也有人动不动讲阶级斗争、上纲上线——曾有课上，一个班的学员分成两“派”，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以致老师无法正常上课。

也有学员更愿意选择保留自己的想法。一位上过中青后备干部班的学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中组部的人在，说话也不一定非得很谨慎，有时敢说话的人反倒容易受到提拔。

不同级别间的官员，少有交流的机会。地厅级官员和省部级官员吃饭也在不同的餐厅，住宿在不同的楼里，一些省部级干部学习结束后便回到北京住所。“除非上级找我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否则很少会碰到一起。”一位教育系统的厅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当时的教育部长、现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也在省部班进修，陈至立就曾召集教育界的学员，了解有关情况。

学员们来自各个地区和省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学员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同一话题，他们常有不同方向的思考。

靳薇教授对此感受很深。有一次她讲包二奶在艾滋病传播上的危险性，某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员立即反应：“包二奶嘛，包住了就没有危险了。”一次课后，甘肃的学员找到她说，原以为靳老师讲包二奶艾滋病防治是为了教育他们的个人行为，听完才知道是为了公共卫生。

“县委书记的讨论，有时像在吵架”

靳薇说，官员们来到党校，很少打官腔说套话，往往有啥说啥。一次课上，她做了个测试：一份治艾滋病的药，该给五个艾滋病患者中的哪一位：性工作者、家庭主妇、同性恋律师、卡车司机、吸毒青年。

一位湖南公安系统的学员说，谁都不应该给，因为这些人都罪有应得。说到同性恋律师，这位学员更是义愤填膺：“律师还搞同性恋，知法犯法，更不该得到药。”

对于学员们的直言，谢志强也有同感。他说，很多市县一级的官员来到中央党校，环境变了，没有上级压着，讨论起来比较自由。“县委书记的讨论有时像在吵架。因为他们敢说，掌握的具体情况多。”很多县委书记跟谢志强说：“有些问题我在这里就是放开说了，回去之后就没什么说的了，就是怎么做。”

直接、开放、敢言是中央党校的传统。20世纪70年代，“真理标准讨论”从这里发源，随后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民族。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定了“四不”原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虽然“课堂有纪律”，但“研究无禁区”，允许思想观点充分表达为历任校长所倡导。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来到中央党校，除了感叹校园漂亮之外，还没想到中央党校教员、学员的思想这么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