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工厂工人们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大革命中来，有必要弄清上层与下层之间由于“误读”对方而形成的互动关系:由于旧体制时期工人大众与旧体制下的管理干部之间的社会矛盾长期积压，毛泽东一旦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小人物们群起造大人物们的反，工厂里的长期受体制压迫的“痞子们”起而造反，其爆发的能量甚大。于是，文革发动者毛泽东老人家与造反派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奇特的互动:前者误以为文革的平均主义理念受到工人阶级群众如此广泛的衷心支持，于是更相信文化大革命的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理想是深得人心，有社会基础的。这就更增加了老人家进一步扩大文革规模的信心与决心。而另一方面，文革发动者对“痞子们”造反的积极支持，又使下层的工厂民众误以为，文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以后过上没有“走资派”官僚迫害的太平安稳的日子。其实，工厂“痞子们”并非真正向往什么平均主义的世界，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管理干部的“管卡压”。他们深层意识里不过是要求生存权。这种基于双方误解对方真实意图而形成的互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卷入人数最多的、最大规模的奇特的政治互动。这种由于双方误读对方而形成的互动，可以说是理解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会史的一把钥匙。

“痞子型”造反派中最有心计者或最灵活的弄潮儿，由于造反受到毛的支持而得益。有些人成为权力暴发户。你只要想象一下本世纪初的大革命时代中的农村痞子运动中的某些弄潮儿类型，是如何与布尔会维克革命理想家合流的，就能很容易理解他们。

“红卫兵型”则是极左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其中有头脑简单却又不乏毛式的理想主义的人。然而，在殴打“黑九类份子”之狠毒与残忍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反文化”方面，这两类人中都涌现出不分伯仲的冠军级人物。文革中我们这个有一千余人的工厂自杀者就有十余人，其中有党委书记，也有过去的小业主、资本家，还有普通工人。

我的经历很特殊，运动初期，我这个小艺徒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回到厂里就如法炮制，贴了第一张炮打厂党委的《十问为什么》的大字报，把厂里运动冷冷清清的罪责归之于党委，并据此怀疑我们厂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轰动了全厂，人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有中层干部后来对我说心里话:当时他认为，“这个小艺徒真不知天高地厚，说不准到了运动后期那一天就要被送到青海去劳改。等着瞧吧。”他们对反右斗争的历史记忆太深刻了。然而，还来不及受到厂党委清算，造反形势席卷中国大地，于是我这个小艺徒在厂里就一举成为风云人物，并在造反派的“民主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为造反派队委。现在想来，其中既有一种跟毛闹革命的浪漫激情，也有年轻人特有的风头主义。更包含着一种对枯燥工厂生活的浪漫的反叛情结。就具有学生腔的理想精神而言，我应属于第二种类型即“红卫兵型”，然而，一则由于阶级出身不够格，在“红卫兵型”的造反派看来，属于不准革命或不配革命的“阿Q”之列，二则对红卫兵型造反派的傲慢也实在看不惯，于是我参加了“造反大队”派，这一组织对参加者的出身条件毫无要求，属于造反派组织“上海工总司”，王洪文是该组织的总司令。可以说属于痞子派。由于上海工总司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在上海掌了权，造反大队派也在厂里当了权，“痞子们”于是鸡犬升天。

现在想来，当时我本人颇有朦胧朴素的自由思想，在中学里受俄罗斯文学影响颇深，还多少接触过西方哲学，文革初期又读过南斯拉夫工厂自治的批判资料，深受其中工厂民主思想的启示。于是有意无意中，把文化大革命朦胧地误解为，通过“反对官僚主义”来实现人人能政治平等的理想社会。后来，我渐渐发现我的想法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斗批改”越深入，平均主义越是形成制度，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越低落。到了运动后期，我便成了逍遥派，再次钻到书堆里去了。然而我所为之投身的文革并没有放过我:在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作为“修正主义的小爬虫”我又成为整肃对象，离打成“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后来经过我的斗争，总算在四人帮没有倒台前就予以改正，而这一逍遥派经历却在后来成全了我，使我能直接考上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

附记:写好这篇文字让女儿读，没有料到她对此文所述内容仍然似懂非懂，她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工厂干部又怎么了？为什么工人与干部有矛盾？总之，她无法以她生活中的逻辑来理解当时的情况。看来，文革的背景对于新一代完全是陌生的。细想一下，不了解文革又如何能理解改革开放之可贵？又如何能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争论的划时代意义？教条主义与左的理想主义相结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民族灾难？文革这段历史能不能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经验资源？文革所支付的代价有没有可能转化为对我们民族有益的启示？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把真实的文革记录下来，让下一代了解，那么，浪漫化的虚拟化的“文革”就会很容易地占领新一代人的头脑。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