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往往在当下的小说电视里被描绘为邪恶的反角:红袖章，黄军装，头脑简单，横冲直撞。久而久之，这种形象已经在新一代的头脑里定格为文革造反派的标准模样。在反思文革时，有些自由派作者批评了社会上流行的脸谱化观点，他们写文章强调文革造反派是具有反官僚体制的民主理想主义精神的，他们进而认定这种精神在新时代值得后人效仿。另外有些新左派思想倾向的人士则从左的方面去美化文革平均主义，他们把这种平均主义视为可以继承的精神资源。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进而把人们对文革造反派的公正批判都说成是对文革的“妖魔化”。

由此可见，在反思文革造反派现象时，特别要防止瞎子摸象式的走极端，把造反派从左的或右的方向予以美化。设想一下，如果文革造反派都那么好，那么极左思潮社会载体何在？文革极左思潮对社会的“破坏性改造”使命由谁来承载？读一读这些年来发表的文革回忆录中记述的触目惊心的个案，平心地想一想那些被极左理想所异化了造反派的种种行径，这些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要对文革造反派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评价，就必须区分其中不同的类型，这可以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史的重要内容。其实，同一类型的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阶段目标与价值趋向也有变化。

文革发动初期，我还是刚从中学毕业进了工厂的小艺徒，当过一千多人的中型机器厂的造反派大队队委，车间的副队长。我是过来人，全程参与了工厂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作为亲历者与过来人，我无需像那些从书本与电影中理解文革的更年轻的朋友那样，非得通过历史史实的考证与索隐方式，才能得知当年的实情。

就我们厂而言，造反派中可分为“痞子型”与“红卫兵型”两类人。

前一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骨干分子与积极活动者主要是历次运动中受到压迫与不公正待遇的普通工人，包括出身不好者，被领导认为调皮捣蛋者，不听话者，有生活作风问题者，下台的“四不清”干部，不守工厂纪律者，对现实略有不满者，以及少数有独立思考与自由思想的人，等等。上海“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耿金章，以及毛泽东当年所称的上海“工总司”的“潘司令”潘国平，即属此类人的代表。到了运动后期，由于其中的骨干分子往往有种种前科或“问题”，很容易被上纲上线为“阶级异己分子”与专政对象，并再次受到迫害。此类人在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即走向边缘。可以说，“痞子型”是工厂造反运动中最早发动者，因为他们受压最深，造反勇气最大。斗争最狠，打干部也最狠，这一派在工厂文革运动中期均成为主流派。但他们的“种”下的桃子到了文革后期则被后来人摘掉了，他们中很少有人进入革委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工厂里还有第二类造反派，他们往往是一些车间里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对工厂刻板枯燥乏味的生活极为厌倦，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运动兴起，恰恰为他们宣泄这种受压抑的青春激情提供了机会，这种情况正如学生们为反对考试而起来造反一样。颇有点“后现代派”味。但当时这些青年人并不曾意识到自己是以激进左派的造反方式，来作为实现自己摆脱乏味僵化生活方式的手段的。此类造反派多少有些学生腔，文化程度较高些，能文会写，在与前一类型的造反派打内战时，他们在大字报的宣传攻势上往往颇占上风。他们与大学的学生造反派关系密切，经常串连，此类造反派可以说是工厂里的“红卫兵”。就我厂而言，这一类人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三结合”的对象，并在革委会中掌了权。直到四人帮被清算以后，这类人才作为“三种人”而被整肃。就我们工厂而言，此类人中自由思想者绝少，他们真正是以极左为荣，后来人千万不要以己度人，以为这些文革造反派是民主派的先驱者。

第一类人与毛泽东的文革理想主义的浪漫价值可以说格格不入，他们是作为现实的求生者揭竿而起来造反的，在旧体制下，他们倒是应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革命警句，他们只是文革发动者的同路人，是真正的痞子运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