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以朝鲜爆发了战争为理由和借口，其结果，又反过来对朝鲜战争的复杂化和扩大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直接结果是把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本来是杜鲁门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从而使朝鲜战争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艾奇逊在建议使用第七舰队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美国不应与蒋介石保持密切的联系，台湾的地位问题可由联合国来确定。[33] 国务院随后又发给其外交和领事官员一份秘密传阅的电报解释说，关于第七舰队北上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采取的一项紧急防卫措施，我们对有关中国政府的政治问题不存在什么偏见”。[34] 艾奇逊的本意可能是想维持朝鲜战争前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曾经设想过的一个方针:首先抛弃蒋介石，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实现台湾自治或独立，使其纳入美国的战略防御范围。但是，美国出动海军阻止对台湾的进攻，其实际结果是保护了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巩固和加强了国民党对台湾地区的统治。

早在1948年11月，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就与美国秘密接触，表示愿意在美国的支持下，说服蒋介石不来台湾，从而可以实现台湾的自治。[35] 在12月2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代理国务卿洛维特也提到“台湾中国人”找到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要在台湾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商讨正在进行中。洛维特说，“台湾的价值并不在于蒋介石10年后的重返(大陆)，而在于把未来寄托于跟日本合并成一个不受中共影响的政府。鉴于当前的困难情况，此事应当秘密进行”。[36]

尽管1949年1月蒋介石撤掉了魏道明，改派其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并把巨额黄金、外汇和大批军火运至台湾，但美国仍未放弃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2月3日形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2号文件指出，“美国应设法发展和支持一个当地的非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政权，它至少可以向这些岛屿提供一个多少有点正直的政府”。美国还应“在一切地方运用影响以劝阻大陆人涌入”，并“跟台湾本地领袖人物保持谨慎的联系”，以便在将来“利用台湾自治运动”。[37]

随后，国务院便派驻南京领事利文斯通·麦特钱秘密去台湾活动。艾奇逊指示他应广泛接触台湾各阶层人士，并向陈诚表明，如果能做到限制大陆国民党人士去台，吸收台湾人参政，“美国可以答应给予经济援助”。但麦特钱到台湾后发现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不能依靠，“而台湾一些主张独立的团体目前又各自为政，政治上无知，组织上一塌糊涂”，也不能依靠。[38]

后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又相继提出了由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的归属或立即实行对台湾的国际托管的方案，以此达到分离台湾，把蒋介石和共产党都弃于台湾之外的目的。[3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分离台湾的难度增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人开始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到处宣传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在技术上还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美国做为占领国就有权对它承担某种保护义务。[40] 麦克阿瑟在12月的一次秘密谈话中也声称，在法律上台湾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国民党的政府不过是为同盟国代管台湾。他还说，雅尔塔协议以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以至于没有义务“把台湾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相反，应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家。[41] 正是这种台湾地位未定的理论，成为杜鲁门6月27日声明中干涉中国内政的法律借口。

然而，蒋介石坚决地并且一贯地排除任何把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的可能性。国民党凭借着几十万军队和大量黄金、外汇，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牢牢掌握着对台湾的控制权。以致司徒雷登叹道:“委员长不点头，台湾不可能有任何变化”。[42] 不过，国民党政权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都认识到，“美国正在设法把台湾问题暂时冻结起来，从而排除对台湾的地位问题作出任何决定的可能性，这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如果我们坚持台湾毫无疑义是中国领土的说法，美国力图防止台湾落入敌人之手的主张就会站不住脚。美国的说法是，台湾的地位还没有明确，或者说是尚未定案(这是杜勒斯的原话)，因为如果把台湾看作是被盟军占领的日本领土，则美国对这个岛屿的安全问题，就可以有发言权，就负有责任。”应该说，他们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顾维钧和蒋廷黻还遵从杜勒斯的意见，一再给台湾去电，劝请台北“勿再激烈反对并攻击美国的主张”。[43]

蒋介石深谋远虑，既要维护中国的领土不被分离出去，以便有朝一日恢复其世界大国领袖的地位，又要死死拉住美国，利用美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关注，争取尽可能多的军援，以巩固在台湾的统治，伺机反/攻/大/陆。因此，1949年11月1日，由“外交部长”叶公超给蒋廷黻发了一份专电，传达了蒋介石和“行政院”的指示。该指示一方面明确指出:“为了维护我国的政治地位，我们仍应坚持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某种灵活性，“眼前我们可以支持美国的建议，即请求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维持台湾现状，并禁止任何方面使用武力。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项权宜之计，予以接受”。[44]

蒋介石采取的灵活态度和权宜之计，加强了美国军方介入台湾问题的建议的地位，以及实现这种建议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加强了台湾取得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的地位和可能性。实际上，蒋介石与美国军方的接触与合作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军方就开始和蒋介石谈判派国民党军队开赴南朝鲜的问题。据顾维钧回忆，1970年冬原国民党将领何世礼曾同他谈起此事。朝鲜战争前夕，麦克阿瑟派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柯克海军上将去台湾，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前往南朝鲜，以抵抗北朝鲜可能发起的进攻。蒋介石认为时机到来，可以借此向美国多要一些服装、武器和给养。但柯克将军拒不答应，谈判纠缠于许多细节问题，迟迟未果。据何世礼说，蒋介石从内心是急于想派军队去朝鲜，这不仅是要藉此抬高国民党军队的身价，也是为了讨好美国，以求得更广泛的援助和支持。正是因为如此，朝鲜战争刚刚爆发，蒋介石便立即提出派军队赴南朝鲜作战。在这一要求被美国政府拒绝后，蒋介石又派顾维钧和何世礼再三去向麦克阿瑟请战。无奈麦克阿瑟已无权作主。不久，蒋介石又提出派1.5万名志愿军去南朝鲜参战，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这一建议仍被麦克阿瑟以加强台湾本身的防务为理由加以婉言拒绝。[45]

尽管美国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不愿让蒋介石的军队卷入朝鲜战争，但是既然美国政府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美蒋关系也就朝着这一改变了的方向迅速发展下去，以至这个沉重的包袱在美国身上压了整整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