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常生活”与政治本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或许恰因为此，在一定要“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个年代”，政治总是“大规模侵入”、甚至要取代日常生活。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识”为基础，不过“常识”因太平常普通而常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们往往不顾常识地要压制甚至消灭（如果可能）“日常生活”。起码，要将日常生活压至最低，使“泛政治”中最后一个小小的逃避之所也不复存在。

为达这一目的，当年硬是不顾常识，把千百万农民组成“人民公社”，各家不能生火做饭、必须到“集体食堂”吃“大锅饭”，终酿成巨祸。农民虽无任何高深的理论，但凭常识就知道这一套行不通，食堂不久就不得不解散。“公社”在低效运行二十余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解散，这实际也是农民消极抵制的结果。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我插队的村子也派进了工作组，贯彻“大寨精神”，要用“记政治分”取代“记劳动分”。就是说，不以每人干活的多少好坏来记工分，而以“政治表现”，即家庭出身、会不会“讲用”等作为记分标准，明确规定“四类分子”不论活干了多少、干得多好都不能记满分。但工作组前脚刚离村，农民后脚就恢复了“劳动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得再好听也长不出庄稼”。这，本是生活常识。

家庭无疑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所以大办“公社”的理想状态是取消家庭。这一理想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十年后“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却部分地取消了家庭。夫妻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要随工作单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夫妻，也是分别住“男营”“女营”（随行子女亦分住男、女营），集体劳动，集体吃饭，根本没有“夫妻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个人的私秘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一旦失去私秘空间，个人的一切都被彻底暴露，如此权力者才有一种安全感。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直接用赤裸裸的暴力“大破四旧，大立四新”。那时，不少私人通信的开头和报纸文章一样，不是“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才是个人的“私事”。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买卖东西时顾客和营业员都要或先“敬祝”或先背诵一段“最高指示”，然后再谈“买卖”。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的语言，就这样为一种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语言所强暴。“文革”结束不久轰动一时的相声《如此照相》，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那时每天每人都要各有几十分钟的“早请示”“晚汇报”，站在毛主席像前以各种集体仪式“表忠心”（没有工作单位或上学的必须参加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请示”“汇报”）。葛剑雄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的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被免去“早请示”，但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付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20多分钟。可怜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表示念、唱）但压低声音（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痛疼，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免去了跳“忠字舞”。在那十年中，人们的日常娱乐只有几部干巴巴、进行政治说教的“样板戏”，非“样板”的一切都被严禁。人们的发型、头发的长短都有严格的限定，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统统是“资产阶级……”。服装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原应最个性化、最丰富多彩，但在“全面专政”的年代却成为“管制”最严的领域之一。服装的式样、颜色只准有单调的几种，裤角的宽窄有严格的限定，宽不能超过几寸，窄不能少于几寸，着装稍微艳丽、稍有不同就是“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受到严厉批判。1966年“红八月”在一夜之间满城几乎都是“黄军装”，而这，却是以骇人的血腥与暴力实现的。透过服装史研究，透过日常生活史研究，人们对这背后的权力、暴力是如何对“日常生活”进行宰制的过程看得更加具体、生动、透彻。

“文革”结束，“日常生活”一点一点恢复，当然并不完全顺利。在西方音乐被禁十几年后，广播中第一次播出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但前面必须说明“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乐曲”。喇叭裤、牛仔裤、迪斯科的出现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判、禁止。于是，人们不得不论证中国在唐代就有喇叭裤，所以是“民族的”而不是“西方”的；牛仔裤最初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迪斯科是源于非洲黑人的舞蹈，而不是现代西方没落、颓废的表现……今天，这一切无疑令人哑然失笑，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另一种“更高”的辩护。但在当时，这却是为“日常生活”进行的一种必要而庄严的辩护。因为面对一种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长期侵入与否定，不得不也以意识形态来为之辩护。

“常识”凡人皆有，确不足贵，然而一旦“缺乏常识”，日常生活就会变得异常荒诞、可怕。“日常生活”的变迁史，就是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史。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特点和本质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因为那些“重大事件”毕竟只与少数人关系密切，而那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与社会绝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的“日子”息息相关。而且，生活的恐怖与荒诞往往超出人们的想像，而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恰能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时代、社会的氛围。例如，从苏联作家爱伦堡在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夜里对电梯、电铃声的恐惧这一生活中的细节，便能看出当时恐怖到了何种程度。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他自不例外:“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1949年3月里，我没去想衣服，而且几乎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每夜都等候着铃声”。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据爱伦堡说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当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常常充满恐怖的时候，这种“日子”便最难过、最可怕，此时方感以前从不被注意、不被珍视、平平淡淡但也平平安安的日常生活其实最重要。但遗憾的是，这种“细节”却很少进入“历史”；偶被记录，则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