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代史上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可以获得一些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脉络的启示，那么研究一下蒋介石还是有意义的，他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已，蒋究竟以何种思想应对局势，其成败得失如何，颇值得研究。

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到政治、文化与种族。在几十年间，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二十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665页。）。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8岁时读大学中庸，9岁读毕四子之书。在18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 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28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38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48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

如何解决中国在那个时代的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 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

，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628—629页。）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8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