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中共早期高层都是民国“范儿” 文革才变
2010年10月24日 10:23 新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口述民国

张鸣口述:五光十色说民国

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烟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色彩斑斓的时代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得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当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地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东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石也有类似的文章。两个对头,在自由问题上,其实观点十分相近。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革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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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赳赳 编辑:官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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