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博览群书》杂志 作者:吴永平

笔者曾于2001年底赴法国访问，研究课题为“保尔·巴迪的老舍研究”。保尔·巴迪（Paul Bady）是巴黎第七大学远东文学系教授、著名的老舍研究专家和老舍作品翻译家、老舍国际友人协会的牵头人，在西方学界颇有影响。

在法期间，笔者与巴迪先生交往频繁，有幸看到巴迪先生珍藏的老舍研究资料，并得到他的允诺将其全部论文译为中文。在交流与研读过程中，巴迪先生曾谈到当年国外学界对“老舍之死”的反响。综合有关资料，缕述如下:

香港一家英文报纸最早发布老舍去世消息

巴迪介绍说，当年国外关于老舍之死有许多传闻。海外第一家发布这个消息的是香港一家英文报纸的“快讯”，时在1966年10月1日。“快讯”透露:《骆驼祥子》的作者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后，被他们从一栋建筑物的窗户摔下，并伪装成自杀。这消息很快就被西方通讯社刊布流传，法国新闻处引用的是“香港之星”（Hong kong star）的消息。

看来，老舍去世的消息早在1966年就已传到国外。那么，此时及此后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大可能考虑老舍先生。

巴迪1967年来到北京，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未能见到心仪已久的作家老舍，此事成为他的终生遗憾。他对老舍自杀之事一直感到困惑，他在文章中写道:“假如老舍没有更多的个人的理由非去自杀的话，他也许能在文化大革命中苟活下来。他是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尽管他不是某党员，他有着许多忠诚――甚至顺从――的证明，如果他不拒绝活得更长一点，是决不会死去的。”（《论老舍的自杀――小说中的与现实中的死亡》，载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6月）他在文章中还引用了Fokkema教授在《北京报告》中记载的一则“传闻”—— “（老舍自杀时）带着一本他亲笔抄写的毛著作，作为忠于毛泽东的象征。”（参看Fokkema，《北京报告:一个西方外交官文革期间见闻录》，伦敦，1971年出版）

巴迪先生是国外最早呼吁澄清老舍之死真相的学者

巴迪先生走上老舍研究之路颇具传奇性。1961年至1965年，他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同期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进修中国文学，在该校讲师旅法华人李治华先生的影响下，对中国文化和作家老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化、研究景仰已久的作家老舍，撰写博士论文，他于1967年来到北京，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半天工作半天从事老舍研究，直至1970年。由于当时中国正进行着“文化大革命”，他很难得到有关老舍的研究资料，遂于1970年至1972年赴日本，在东京日法文化会馆（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继续研究和写作博士论文。他还曾赴香港、美国及东欧等地查阅资料并访问专家学者。

从1968年至1983年，他用了15年的时间，在法国著名汉学家吴德明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小说家老舍》，并于当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瑞士日内瓦大学和巴黎第七大学。

1972年，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举办“第十七届东方国际学术会议”，巴迪先生在会上宣读了题为《论老舍的“自杀”――小说中的与现实中的死亡》的学术论文。1974年，此文修订稿发表于香港的《明报月刊》。再事修改并译为英文，收入乔治·高主编的《两个作家和文化大革命:老舍和陈若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论文题目改为《死亡和小说:论老舍的“自杀”》。

巴迪先生认为，老舍自杀事件后面应该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在文章中，他试图从当时的国际政治关系（中苏论战）、中国国内政治斗争（“二月提纲”）、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几个角度探索老舍自杀事件的内蕴，其中从文化的角度所进行的分析颇有特色。他引用了老舍《四世同堂》中“天佑自沉于护城河”的那一段描写，认为小说所描写的这个蒙受屈辱的忠厚老实的商人迎接死亡时的心理活动，似乎是一种预言，对于诠释作家之死具有参考意义。他的这些看法在学界颇有影响，后来舒乙的几篇谈及老舍之死的文章所采取的文化分析的角度，与巴迪先生是相似的。

引起西方学界更多注意的是巴迪此文后面的一个附录，这个附录题为《恢复名誉:一个附记的年表》（1972-1978），记载了老舍先生恢复名誉的过程，其中引用和摘录了国外一些学者的看法和意见，包括法国教授卢瓦夫人和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访华时所了解到的关于老舍之死的情况。

针对当年众说纷纭的局面，巴迪先生呼吁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澄清老舍之死的真相。他写道:“真的没有人知道真相吗，不对，有些人确实是知道真相的:如前文联的成员，或曾介入此事的前红卫兵。我们有一个问题，老舍有病，受了伤，而且十分虚弱，他怎么能够步行到太平湖去，那地方位于北京老城西北角之外，离他家和文联大院都很远。”他还就目击者互为矛盾的描述提出了疑问:“老舍的尸首究竟是在‘太平湖边’还是在‘太平湖中’被发现的？”这些问题提出20余年后，才在陈徒手、傅光明和郑实的作品中部分地得到了说明。

海外学界认为巴迪此文有首倡意义:“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位‘人民艺术家’究竟是死于自杀还是被杀？”（参看乔治·高主编的《两个作家和文化大革命:老舍和陈若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