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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您。我对着虚空呼唤:“您在哪里？”“您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您？！您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还是沉埋在冰冷的狱底？兄弟！兄弟！我的心灵为您流血，我的呼声追寻着您！您在哪里？您在哪里？

白发苍苍的老人甘粹唱着林昭作词作曲的《呼唤》之时，神情凝重，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说:“这是林昭写的歌，是她教会我唱的，我在那群魔乱舞的年代之所以能够活过来，就是这首歌给了我力量。现在看来她是写给我的。”

我与林昭的相识

我与林昭从相识到分别只有整整一年时间。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

人大新闻系在学生中划了20多个右派分子，在当时学生中占15%。我们这些右派被集中起来在校园里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人大老师中有个右派叫杨纤如，此人后来写了一本小说叫《伞》。我们这些学生右派就与杨纤如一同劳动改造，有一天我看见有个瘦弱的女学生过来与我们一起打扫卫生，捡西瓜皮，一问才知是北大过来的才女林昭。那时我对林昭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她也是以调干生考入北大的，听说人们批判张元勋时她为其在北大台上进行辩护而成了右派分子。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105名新闻系学生全是调干生。到了三年级1957年时，反右运动前我就知道要反右了。因为我们班有个同学赵培兰，她爱人李庄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曾陪周恩来总理与中国记者代表团在日内瓦开过会。有个星期日我与同学张起良到李庄家里去玩，李庄当时回来给他的小孩带了几个玩具汽车，有个玩具汽车走到玻璃桌边掉了下去。李庄当时对我们说，你不要看现在报纸上写得很热闹，马上要反他们的，社论已经写好了。其后才知这个社论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在人民大学便不说话，不提意见，也不贴大字报。1957年反右时，人民大学在老师、学生中打了200多个右派分子，但给人民大学的右派指标是400名，我是被补充进去的。补我进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

我们新闻系有个教授叫汪金丁，写了篇论文，他准备通过这篇论文转为正教授。林希翎有天路过布告栏，看到汪金丁副教授论文宣读会的通知后就参加了。宣读会那天，会场第一二排坐的全是专家教授，宣读会由一个讲师主持。汪金丁将自己的论文提纲挈领地宣读后，前排的专家教授正在互相推让谁去评讲时，一个女学生在后面举手说:“我可以发言吗？”主持人就无奈地让这个女孩上去发言，没想到女孩上去将此论文批得狗血喷头。此女孩就是林希翎，真名叫程海果，参过军，去过朝鲜战场，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当时我打内心佩服这个小女孩。

这个林希翎在人民大学的鸣放期、反右会上讲的意见非常尖锐。我当时是人民大学学生会城里片的秘书长，学校当时组织辩论会，党团员不出面，辩论会由我组织。辩论会上左派们一个一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此时林希翎问我:“我有没有发言权？”我就安排她第七个进行发言，但她一发言左派们就吹口哨，并抢了林希翎的麦克风。林希翎当时因和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所以她手里拿着一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这个报告当时绝对保密，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在幕后说，千万不能让她念此秘密报告，于是左派们就上台来抢。我当时实在看不过眼说道，你们抢麦克风，还把人家推下台，你们还讲不讲民主。就是这句话，1958年2月14日我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免于处分，继续留校学习。

我认识林昭是在1958年6月以后。第二学期开学，别的同学此时都到报社去实习了，将我放到人大资料室去劳动改造。这时资料室里3个人，我和林昭两个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刘少奇的前妻王前是我们的领导，她此时已嫁给了聂真。我和林昭每天上班到新闻系图书馆翻查报纸，主要任务是翻国民党的报纸，写卡片，为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林昭是1932年生于苏州的，1949年苏州解放后，当时只有17岁的林昭就参加了革命，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被分配到《苏州民报》做记者、编辑工作，1954年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人民大学图书馆资料室时林昭身体很不好，而且不断咳嗽。王前说，你是个男同志要多照顾一下林昭。这样林昭有了病，我是第一个知道的，我就去给她打水、烧饭。冬天到了，林昭房里没有暖气，我就帮她在学校总务处领了炉子，并安装在她的房间里，每天还给她把火生起来。

我记得林昭那时喜欢看明清的线装笔记小说。她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两首诗，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一首是《海鸥之歌》。她写了反复修改，改了就让我看并且念给我听。林昭当时还将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了电影剧本。

那个时候学生食堂里吃的是包谷面窝窝头，加一些咸菜。她每次吃包谷面窝窝头实在吃不下去，我就给她买来肉丝炒白菜。我们是调干生，我的助学金每月29元，林昭的助学金每月25元，每月我们用七八元生活费就可以了。有一段时间她的病很久不好，我就到北京东四那里去买广东饭馆里的广东肉丝让她吃。由于生活上的照顾，加上我们在思想上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认为社会主义也有需改进之处，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心声，慢慢将我们拉到了一起。白天我们在一起做卡片，晚上我俩就坐在一起谈各自的一些想法和经历，真是同病相怜，苦中作乐。每个星期六、日，我们还到公园去，在那里我们谈各自的家庭，谈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谈人生，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