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毛泽东品国学》作者:卢志丹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的私塾中“读经”的时候，自然攻读了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

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礼记》这部书是非常熟悉的。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了不少《礼记》中的话。

《礼记》对毛泽东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要数其“大同”思想了。

中国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天下为公”。这在孔孟的经书里，都是有表述的。毛泽东少年时代在私塾里读了“五经”、“四书”时，对于其中所描述的大同思想，虽然不能说就是真的懂得了，但是总算是有了接触，这对于他后来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有直接帮助的。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章，明确地提出了“大同”概念，并对理想的大同社会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里，大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公”字。这个“公”字，体现在用人上，是选贤任能；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讲究“信”与“睦”（互相信任和团结）。人们在生活中，“不独亲其亲”，还要“亲”他人之“亲”，“不独子其子”，还要视他人之子如己之子。这样，人与人互相关心，就造成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也有人照顾的充满爱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有东西不必为自己去争，整个社会太平安定，没有盗贼，夜不闭户。

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还只是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因为那时的中华先民，尚不知道神州大地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康有为在《礼记·礼运》基础上所著的《大同书》，就大有不同了。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世界，不仅是指神州大地范围内的大同世界，还包括着神州大地以外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大同”。这种“大同”，是比中华先民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更宏阔的“大同”。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大同思想，融进了近代社会的改良主义，提出了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更丰富、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同”思想，其本质是以“公”为核心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诸如政府皆由民选、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儿童出生入育婴院、儿童按年龄入蒙养院和各级学校、成年人由政府分配从事各项事业、病人入养病院、老人入养老院、设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明确奖罚、死后火葬，等等。

《大同书》还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大同“始基之据乱世”，“渐行之升平世”，“成就之太平世”。这也就是说，“升平世”时就进入了大同世界；到了“太平世”，不仅神州大地进入了大同世界，而且全世界都进入了大同世界，“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大同说”，乃是一种非常宏伟、非常美妙的理想。

康有为曾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的崇拜的偶像，所以毛泽东很容易地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他同时认为，这“大同世界”只有在砸碎旧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艺。

意思是:孔子因为认识到了只有砸碎旧世界才能建立大同世界的道理，才把立“太平世”作为最终目的，同时又不废弃“据乱世”和“升平世”。这里所说的“孔子知此义”，实际是康有为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没有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尽管如此，这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自然是被毛泽东继承了下来。此时，毛泽东早年的创世思想逐渐明确起来，其目标就是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接着便是实现全世界的大同。

毛泽东就是带着这种伟大的理想，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的。在他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他时时都没有忘记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