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让江青记下了他写的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

一部《论语》，大量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谈主张。可以说，《论语》就是一部“孔子语录”。要真正读懂《论语》，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泽东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说的。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说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的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的言行。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起来是“爱人”。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来自上层。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孔子晚期的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述而不作”，研究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有时相反。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像“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是集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挥于一体的。

早期崇信

从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孔子“圣人”的权威被打倒了。

青年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很崇拜。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显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仍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在该文中毛泽东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这里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的圣人。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有一个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道: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

孔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